于右任
于右任是写碑的人,不能用帖学来要他。于右任之所以能成为大家,在于其开创性。他是写碑的开创性人物。他把本来是楷书的碑,写成行草。他也写了很多楷书,写了好多墓志。我看过他写的墓志二十几种,并认真地进行了研究。他写得很工整。那时有几个头面人物让他作墓志铭,文章也是他自己撰写,再用毛笔写,很见功力。他的楷书功力有,但是变化少,不像魏碑千姿百态,他自己总是那个写法。不是写得不好,而是确实缺乏变化,缺乏艺术的情怀。他最大的长项,就是把魏碑写活了。无论对联也好、中堂也好,行书也好、草书也好,他把碑写活了,这是他最大的贡献。他是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书坛上出类拔萃的人物。
他的草书借鉴了帖,而不是写帖,只是借鉴了帖的表现态势。他把草书简化,简笔简到无法再简的程度。这是他的创造,使人们容易辨认。于右任,他把字写得非常大气,有庙堂之气,这是书法家的一种境界追求。
于右任把碑写成行草,这是他的创造和发扬。
20 世纪白蕉和于右任在同一个水平上,是代表着不同书风的人物,是两座高峰。于右任代表碑学高峰,白蕉代表了帖学高峰。
康有为
康有为是位个性书家。他在政治上有建树。他搞戊戌变法,参加政治活动。他自己的学问,他自己的个性,都表现在艺术上。艺术风格是书家素养性格的表现。字如其人。他的书法就像他的人品一样。他的性格、学养、追求、理念,表现在书法上,就有了自己的个性和面貌。
康有为是一个政治人物,又是一位学者。康有为的贡献不在书法艺术本体的创作上,而是在书法理论上的独特发现。康有为的书法理论不管怎么说,都是对中国碑学的巨大贡献。康有为书法理论远高于后来我们专门研究书法写评论的。现在所谓的理论家,没有一人达到康有为对书法认识的度和深度。康有为,应评价其理论的创建,而不应去说他的字到底写得怎么样。我看他的字就很一般,就是自由书写。非要把他说成是碑、还是帖,那应该是碑多帖少。他的字在社会上产生影响,是因为他是一位学者、高官,是一个在当代有影响的人物。康有为的字,我也有收藏。但不能因此就挺他。康有为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不如郑孝胥写得好。
郑孝胥
郑孝胥是典型的魏碑书风的延续,而且又写出自己个人的面貌。在某种程度上,郑孝胥写得很大方,很有力量。但郑孝胥也是因为政治上的问题,人们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但郑孝胥的字绝对比康有为要好。
吴昌硕
吴昌硕的贡献是在《石鼓文》上。主要是在篆书上对书法的贡献比较大,但他的楷书,我未多见。他的行书题跋和沙孟海有相通处,有力量而缺乏味道,缺乏情趣,缺乏宽博。我觉着吴昌硕的行书属于二流书家。他是西泠印社的创始人,因此而名誉天下。但他的书法作品,他的书风归于石鼓文、篆书的书写,在这方面是一位大家。吴昌硕的绘画我有自己的看法。无论它的价钱卖得多高,他的画都是商品画,缺乏艺术境界的高度。
齐白石
齐白石的书法,我个人认为要比吴昌硕高。好多人可能不这么认为。吴昌硕高在石鼓文、篆书上,行书题跋,不如齐白石文气。齐白石几乎没有专门创作书法作品。作品很少,有一些对联。齐白石的用笔是出锋的,而且是大气的。他的锋有飘逸感。吴昌硕往往藏锋,是没有飘逸感的。齐白石写得比较开张,吴昌硕写得比较严谨。看齐白石的字比较舒服,看吴昌硕的字比较纠结。书法让人看着纠结,就是小家子气。要看着舒张、大气,能感觉到作者
的襟怀。如果把他们俩作比较,我更喜欢齐白石的书法。齐白石不以书法名世,而以绘画、篆刻名世。但从书法角度讲,齐白石也能算一家。但就画来说,齐白石的画也比吴昌硕的画要高两个档次。我并不是因为齐白石的书画卖得贵而这样说。
齐白石的画也有雷同的,有的作品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有的作品很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