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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杂感——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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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言之诗书原本一体,同出于心源。

 吾诗书均好之,因之常有人问吾曰:诗或书于你何重何轻?余曰:诗自然是吾生命阳光,终生照耀。而书法是吾之月辉,清亮灵魂。吾体内充沛着骚情,骨子里尽是李杜之激越,屈子之忠贞。不宣泄于纸终觉不快。

 当阳光泄于笔端,流淌于肺腑之际,曰清气,曰童真,曰无为。如婴儿之孕于母体将之呼出。此时不吟咏成诗,怎行?

 作诗自然是真情之流露,不能有半点之虚情假意。如果不能感染自己岂能感染别人。

 渊明之作千古流芳,究其因,是其写出真正之人性,其心其作均清亮无尘。如修行者超然物外,其心可触也。所吟之物之情,均复归于自然之源头。因之能激起历史之反响。千百年里其诗情活在我们记忆里,永恒之艺术哦!

 书法艺术何尝不如此?追寻自我,抒发情感,传递心性,呼唤知音,与观赏者共鸣于素纸。这是一种心性之愉悦。既造福于己,也造福于人。传于当代而福泽于后世。大可不必追求所谓之时尚而失去艺术之根脉。

 苟能与先贤对话,传承先贤之艺及先贤高尚之情操,我们之心境该是何等之充实、光彩与神圣!

 既使为自己之穿衣吃饭,也没有必要看到别人爱好而选择自己之衣裳。书法是我们生命体之重要器官。

 右军之《兰亭序》看似是不经意之作品,实则不然,此文乃右军精心制作之,非一稿而成。此作构思之精妙,遣词用语之有意,疏漏处之涂改,字画之设计,尤其二十个“之”字之变化殊异,均可佐证。细究之,当信吾之言不虚也。

  而颜真卿之《祭侄稿》则不然,其痛快淋漓,写出心头之悲愤,不加构思一气而成也。文稿字体之狼藉,行文之苦涩,时断时续,尽显笔者之悲痛欲绝之时怀。此文与《兰亭序》之文稿形成鲜明之对照,精心与无意,一目了然也。

 总之,二位历史之书法大家均是写真情之高手,书坛之神圣也。

 诗应咏怀抒情,文采飞扬,沉著雄浑,或高妙清丽,或大江东去,或婉约飘逸,或惊涛裂岸。心灵之溪,任君畅爽与腾达。于诗人之采笔下,尽览旷野之飞蹄,畅想天际之无涯。亦可以观瀑布之垂落九天,感怀而泪下。

 然而书法则常如禅定、迏心、会意。书写时其心境常入玄关,忘怀忘我是也。

 诗与书法,二者均回响于心壁,在情感上殊途同归矣。

 诗是无声之天籁,书是有形之瀑泉。灵心为之,均得其妙。

 情与词采及笔墨相互补之。情难表述,而词采更难为之精到。所谓意在笔先,情于墨中,于畅悦之时而书之。笔易而墨色难,点画易而学问难。吾先取学问而后作书。书法是我学问之影子,以清虚之态为文为书,乃吾之所求也。清虚之态作书则笔墨多与心性交融。手畅心驰,古镜照神。达意则书成矣。

 阳光雨露,清竹朗月,崇山峻岭,清流激湍。花间枝叶,田舍之幽,均由自我选定。

 余诗书均好之,但皆不工。花开一枝,自赏即是。崇尚魏晋之风为文为书,均喜超然。以清虚之心求书作,书卷之气自成矣。

 开张含蓄,精妙朴诚。艺术苟能含蓄,回归晋魏之源头,便凝练不俗也。

 书法之作随意为之,往往出得意之作。放松神情,心手一致,笔随意行,恰到妙处。但这样作品定是高手逸情,兴致有感之作也。在愉悦之情驱动下,笔墨因之生辉,才华与功力得以结合得更好,作品产生飞跃是理所当然之。

 神品、妙品绝非天赐。吾常怀诗情而书之,以诗之意境入书,自在快意,仰南山之悠然,赋篱菊之傲骨,写心中之逸气。

 心如静水,然后执高腕,以虚掌灵指而活笔,染诗情而入素纸,动于心而感于笔者,欣然为之,情意使然也。

 书法是畅悦之事,不可苦恼为之。

 凡下死工夫者均不得其妙。

 在诗意中放飞笔墨,乃书者之幸也,之快也。

 老子曰:飘风骤雨时有,但皆不能终朝。

 书法之传统,魏晋之高峰,永远是书坛之灯塔,取之不竭之源泉,千百年来一直活在我们历史里与书家之笔墨中。

 聪明者当临习古人之精品。取法乎上,营养自我,于古人手中掘得至宝,化古人成自家,新意叠出,焕出光华,而写出传世之佳品。

 不可过早地追求所谓之风格而固步自封。

 书法是春天之艺术,永远年轻与前行。

 书法之高峰在呼唤我们,继往开来创作出垂世之作,而无愧伟大时代之期待。

                                   壬辰之瑞冬,修改诗书杂感于六德轩之南窗下。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