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书杂感——旭宇

 广言之诗书原本一体，同出于心源。

 吾诗书均好之，因之常有人问吾曰：诗或书于你何重何轻？余曰：诗自然是吾生命阳光，终生照耀。而书法是吾之月辉，清亮灵魂。吾体内充沛着骚情，骨子里尽是李杜之激越，屈子之忠贞。不宣泄于纸终觉不快。

 当阳光泄于笔端，流淌于肺腑之际，曰清气，曰童真，曰无为。如婴儿之孕于母体将之呼出。此时不吟咏成诗，怎行？

 作诗自然是真情之流露，不能有半点之虚情假意。如果不能感染自己岂能感染别人。

 渊明之作千古流芳，究其因，是其写出真正之人性，其心其作均清亮无尘。如修行者超然物外，其心可触也。所吟之物之情，均复归于自然之源头。因之能激起历史之反响。千百年里其诗情活在我们记忆里，永恒之艺术哦！

 书法艺术何尝不如此？追寻自我，抒发情感，传递心性，呼唤知音，与观赏者共鸣于素纸。这是一种心性之愉悦。既造福于己，也造福于人。传于当代而福泽于后世。大可不必追求所谓之时尚而失去艺术之根脉。

 苟能与先贤对话，传承先贤之艺及先贤高尚之情操，我们之心境该是何等之充实、光彩与神圣！

 既使为自己之穿衣吃饭，也没有必要看到别人爱好而选择自己之衣裳。书法是我们生命体之重要器官。

 右军之《兰亭序》看似是不经意之作品，实则不然，此文乃右军精心制作之，非一稿而成。此作构思之精妙，遣词用语之有意，疏漏处之涂改，字画之设计，尤其二十个“之”字之变化殊异,均可佐证。细究之，当信吾之言不虚也。

　　而颜真卿之《祭侄稿》则不然，其痛快淋漓，写出心头之悲愤，不加构思一气而成也。文稿字体之狼藉，行文之苦涩，时断时续，尽显笔者之悲痛欲绝之时怀。此文与《兰亭序》之文稿形成鲜明之对照，精心与无意，一目了然也。

 总之,二位历史之书法大家均是写真情之高手，书坛之神圣也。

 诗应咏怀抒情，文采飞扬，沉著雄浑，或高妙清丽，或大江东去，或婉约飘逸，或惊涛裂岸。心灵之溪，任君畅爽与腾达。于诗人之采笔下，尽览旷野之飞蹄，畅想天际之无涯。亦可以观瀑布之垂落九天，感怀而泪下。

 然而书法则常如禅定、迏心、会意。书写时其心境常入玄关，忘怀忘我是也。

 诗与书法，二者均回响于心壁，在情感上殊途同归矣。

 诗是无声之天籁，书是有形之瀑泉。灵心为之，均得其妙。

 情与词采及笔墨相互补之。情难表述，而词采更难为之精到。所谓意在笔先，情于墨中，于畅悦之时而书之。笔易而墨色难，点画易而学问难。吾先取学问而后作书。书法是我学问之影子，以清虚之态为文为书，乃吾之所求也。清虚之态作书则笔墨多与心性交融。手畅心驰，古镜照神。达意则书成矣。

 阳光雨露，清竹朗月，崇山峻岭，清流激湍。花间枝叶，田舍之幽，均由自我选定。

 余诗书均好之，但皆不工。花开一枝，自赏即是。崇尚魏晋之风为文为书,均喜超然。以清虚之心求书作，书卷之气自成矣。

 开张含蓄，精妙朴诚。艺术苟能含蓄，回归晋魏之源头，便凝练不俗也。

 书法之作随意为之，往往出得意之作。放松神情，心手一致，笔随意行，恰到妙处。但这样作品定是高手逸情，兴致有感之作也。在愉悦之情驱动下，笔墨因之生辉，才华与功力得以结合得更好，作品产生飞跃是理所当然之。

 神品、妙品绝非天赐。吾常怀诗情而书之，以诗之意境入书，自在快意，仰南山之悠然，赋篱菊之傲骨，写心中之逸气。

 心如静水，然后执高腕，以虚掌灵指而活笔，染诗情而入素纸，动于心而感于笔者，欣然为之，情意使然也。

 书法是畅悦之事，不可苦恼为之。

 凡下死工夫者均不得其妙。

 在诗意中放飞笔墨，乃书者之幸也，之快也。

 老子曰：飘风骤雨时有，但皆不能终朝。

 书法之传统，魏晋之高峰，永远是书坛之灯塔，取之不竭之源泉，千百年来一直活在我们历史里与书家之笔墨中。

 聪明者当临习古人之精品。取法乎上，营养自我，于古人手中掘得至宝，化古人成自家，新意叠出，焕出光华，而写出传世之佳品。

 不可过早地追求所谓之风格而固步自封。

 书法是春天之艺术，永远年轻与前行。

 书法之高峰在呼唤我们，继往开来创作出垂世之作，而无愧伟大时代之期待。

                                   壬辰之瑞冬，修改诗书杂感于六德轩之南窗下。白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