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书法随谈——旭宇

 这里要谈的现代书法，起于民初，止于文革前。这是随意谈，不作书史，但也是以史观书，尺度自在。当然，这么一个看法，也不可能大家统一，也没有这个必要，可以各有所见，各持所论。

   先说于右任。自废清帝，立民国，一直到文革，最有成就的书家，我个人首推于右任。于右任把碑帖有机结合起来，形成自家面貌，是一个大家，一个现代书史上承前启后的人物。他的作品多，存世量大，对当代书法很有影响。于右任青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是国民党元老，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病逝于台湾。他青年时对帖学研究深刻，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受康有为倡导的影响，在碑学上下了很大功夫，显示了自己的才华。他不保守，很开放，有进取精神，先写帖，后写碑，终于写活了碑，来去无滞，达到自由自在境界，是真正把书法作为艺术进行创作的。他把碑写成行书、隶书、楷书，撰写了很多墓志，还要写标准草书，对书法贡献很大，民国以来没人能超过。他的主要成就在晚期，有很多精品，中前期有些作品也不太如意。他的字大气，古拙，雄强，有时很飘逸，在书法上成绩很大，是一个高峰，还影响着后人。那时也有其他人写得很好，但是不出名，民国年间在上海搞书法展览，有一个人的书法于右任就说比他写得好。

    白蕉。上世纪的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上海有个人叫白蕉，完全写帖，是二王一路，很值得一提。为什么呢？因为那时都主张写碑，他则主张写帖，那是独具慧眼。把二王的东西挖掘出来，而且坚持下来，在那时很不容易，大家都走碑学一路，他搞帖学，这很需要点勇气。坚持不容易，写好更不容易，特别是他的小行草《兰题杂存卷》，写到极致，那水平一点不亚于王羲之的东西，在墨色上比二王还有些突破，布局章法上有创意，达到了相当高的造诣，是那个时期帖学的代表。那个时期的帖学成就，白蕉首屈一指。白蕉把二王笔墨的精练，融化为自己对线条的锤炼美，恰到好处，形成笔墨的丰富多彩，真是写到家了，到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尤其《白蕉兰题杂存卷》一帖，字写得非常好，我认为可传世。自清以降三百年，写二王帖学以白蕉最好。白的大字略显不足，不甚理想，没有把二王帖的味道写出来，有失帖的灵动秀美。大字指对联。把小行草放大来写不容易，但人总有一长一短，二王就没有写过大字。白的大字不能把握到好处。在盛行碑的情况下，白蕉异军突起，学二王，既精到，又有所发展，难能可贵。

    郭沫若。应该算一大家。郭沫若才华横溢，是现代才子，不光书法，在诗歌、剧本、考古、历史研究诸多领域都有建树，政治上更不用说。郭也算是有自己面貌，自己特色，也走着碑帖结合的路子，写得非常自在。他把书法为时代服务做得相当好，是别人不能企及的。在书法式微的年代，郭是独树一帜。建国后天下无人，只有郭君给人印象深刻。这是那个时代造成的。郭的名气大，与时代有关。白蕉没有名气，不见经传，这就是环境，任何一个书家都绕不开。郭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的名气，他写出了自己的面貌、特色、精神、灵魂，又不失刚健，有创意，又不失传统，字的线条富于变化、开张，不拘泥，他写了好多牌匾，影响很大。郭开始写的就不错，后来一直处于同一水平上，再没发展。他有潜力，可以写得更有质量一点。但他处在领导岗位上，介入诸多领域，没有像王羲之那样专注，而是业之余，这就使他的才华、水平提高受到很大局限，是时代原因造成的。郭没有一篇可以叫得响的东西，是遗憾事。白蕉的《兰题杂存卷》是高水平的作品，但郭也算一大家，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郭的书法比不上于右任，和白蕉没有可比性。郭以碑为主，白是写帖。

    林散之。林散之诗、书、画俱长，也曾有“三绝”、“三痴”之称。林散之开始字写得比较传统，比较严谨，晚年比较放。为啥叫散之，就是把字写散了。他的字结体比较长，线条比较婉转，枯笔相对多一些，注意墨色变化，注意布局，在行草书上，在草书上，可以说是著名书家。在我看来，林散之在草书结体的大小变化上，线条变化上，线条质量上，我觉得还有待于提升。尽管他的学生、朋友很多，很推崇他，称作草书大家，我看这有点过头。他可以说是现代著名书家，在草字上有功夫，但也感觉到有不足，有不到位处。他能把字写散，能注意墨色变化，构图变化，而且教了很多学生，这都是他的贡献。

    沈尹默。沈尹默应是写信札小字之类比较精到。他也是走碑帖结合的路子，以帖为主，以技见长，尤其信札小行草很好。但他的小行草有一个缺点，就是中宫过紧。要是能像王献之一样，那就更好。他的字，点画精妙，但中宫过紧，没放开，不够疏朗。他不可能做到王献之那样。王献之是大家，很高明，很洒脱，字写得好。沈尹默小字可以，大字略显不足。由此想到一个人有其长必有其短，有其短必有其长，长处掩盖短处，短处遮蔽长处，善写小字往往不善写大字，善写大字往往不善写小字，这是书家共性。王献之没写过大字，那时候写信札小字，都是朋友中间传看，没有想到写那么大的字挂到墙上把玩。后来学帖学的写大字没有先例，没有借鉴，写不好也是有原因的。 

    谢无量。谢字写得散，空灵，自在，但是章法略显不足，规范上感觉还有不足，不足以让后人完全学习，虽说也有自家面貌。他主要是从八大山人和《痊鹤铭》碑那里衍化而来，也有一定出处，写得比较飘逸，空灵，但不够精到。也是一家。

    弘一法师。俗名李叔同。他初学写碑，也写帖，但以碑为主。他的贡献就是以笔墨写性情，把书法作为修行手段。他中年出家，这样就一变青年时代书风，而把书法由复杂写成简约，由有为写成无为，由强健写成空灵。观其书，就知道是个得道的出家人，他的书法同他这个人一样，一起进入了一种忘我、修行、参禅状态。他把佛法与书法结合，把学书与学禅结合起来，把书法艺术引向空门，这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他的书法自成面貌。他的书法不足是线条不够丰富，结体变化不多，但毕竟自创书体，可称弘一法师书体。弘一是一大家，像八大山人一样。八大山人字写得圆活，他写得简约空寂，几乎到无的境界，是让书法参禅，让书法与他一起参禅。忘我与忘艺是很高的境界，这是他的贡献，也是他独具个性的书法面貌。他是一大家。

    白寿章。白寿章的字要比齐白石的字好。白是河北邢台人，在河北乡下，偏居一隅，不见经传，人们很少知道。他主要以画画、教学为主，解放前受教于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与王雪涛同学，王雪涛说白寿章的画比他画得好，不在齐白石之下，我看其笔墨、构图、品位次于齐，但也达到很高水准，在李苦禅之上，只不过他是在地区教书，人忠厚老实，没有宣传，鲜为人知罢了。在绘画上，白寿章专于中国写意画，有很高的可以说是不俗的造诣。他的画名掩盖了他的书名。在书法上，他自应算一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最好的代表作，是书写毛泽东主席的《沁园春·雪》，六条屏，魏碑草书，刚劲有力，注重线条质量变化，有传统规范，碑帖结合恰到好处，达到很高水平。他五十年代初的作品也不错，六十年代炉火纯青，特别是草书达到相当高的境界，率真中见到帖的筋骨，同时字又写得开张。在写草字上，白寿章不在林散之下，在字的水平上，又在谢无量之上。但很多人不认识，因为他的字传世很少。这是民间的一家。民国以后，民间还有很多真正的书法家。

概括讲，民国初立到解放初期，书法相对还受到重视，建国后不受重视，写毛笔字的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出这么多书家，能有这么好的作品，可见中国书法的魅力之大，生命力又是多么顽强。更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一代又一代书家努力把它传承下来，使书法艺术闪现光泽，使书法艺术得到发展，像一条永不枯竭的大河，夏天波涛滚滚，冬天河面结冰，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封冻解冻，它都是一直流淌着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文化的卓越表现。我们今天写书法，但是不要忘记过去的书法家。记住了他们，也就记住了我们中国书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