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科学度量 善待今楷

 社会形态的变革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驱使，中国字体的演变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变革而不断衍化的。如果说从甲骨文到今天的文字，期间字体进化是与其各体在当时社会变革形势下适应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产物的话，那么，“今楷”的提出也无不烙上时代的印记。所不同的是：“今楷”并未涉及字体创变的领地，而是企图从书体的角度、面貌的脱变、表现的式样上界定出“古楷”与“今楷”的模式。相同的是：时代审美情趣多元化、二维空间表现速度化呼唤的产儿。

 社会转型变革时期理论的先导向来发挥着号角的作用。从当代人可悟可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和“姓资”、“姓社”问题的疏理匡正，无不令人感奋。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艺术理念的创变，旭宇先生在两年前本届中国书协首次楷书专业委员会议上提出打造“今楷”，同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层面找到“今楷”的支持“软件”。

 一、相对概念的确定

 列宁指出：辩证逻辑要求，“必须把人的全部实践──作为真理的标准，也作为事物同人所需要它的那一点的联系的实际确定者──含括到事物的完满的‘定义’中去”（《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对“今楷”的定义首先要检索的是相对概念──“古楷”的界定。将这两种概念推到名词定义的界点，我们可否“把人所需要的事物的那一点（如病人的病因和病状）确定下来，同时把对当前实践关系不大的属性（如病人的政治身份）舍掉，这样的认识才能深入下去。由此，我们才能不禁锢在字体属性的牢笼，探讨“今楷”的标新立异。

愚以为，“今楷”应当是相对于“古典楷书”而言的。和“章草”与“今草”的区分一样（“章草”与“今草”同属草书范畴，并非字体的新构建），“古楷”与“今楷”也是一种字体中的两个分支。也类似于“芭蕾舞”和“现代舞”的分野，芭蕾舞严格的手位规定和脚尖踮步要求，极大地束缚着肢体语言的发挥。现代舞则突破了金科玉律的程式，让手位和脚指全部解放出来，致使抒情空间无限扩大。由此，我们便引出“古典楷书”的定义：以唐楷为标志，并追溯而上不同历史时期的代表性楷书称“古楷”，具体而言：以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第代表的第一代楷书；以王羲之《乐毅论》和王献之《洛神赋》为代表的第二代楷书；以唐代颜、柳、欧、虞、褚等为代表的第三代楷书皆为古典楷书。对“今楷”的定义当是：基本摆脱唐楷以远的楷书样式并赋予当代人多元的审美情趣、创新变化空间大的楷书样式称“今楷”。它的显著特征是：摆脱了唐楷的程式化。

二、审美意趣的度量

 中国人的楷书审美观，从唐楷形成后，一直挥之不去的是“严谨、端庄、规整”的影子。考量的是“点画的性情”和“使转的形质”。且点画的质量成了楷书质量的核心构件，而使转的解构与分动作完成都在让眼于点画端部的表现，高度的程式化让人们的审美逐渐疲劳起来。“今楷”的提出，以愚之见是试图让主体技法量的改变（减少“古楷”的动作程式和打破“古楷”的章法布局单一化的样式），引起客体审美质的提升（使观赏者有可能感受多元的审美情趣和崭新的时代气息），同时，有可能使创作者催生楷书的多种意境（在“古典楷书”中意境根本不存在，只是风格迥异而已）。“今楷”要肩负的时代审美情趣有哪些？如果不是形而上学的理解，那么变化多端的结体，奇思遐想的神态，遥相呼应的点画；顾盼有情的字势；行气的畅达通透；欹侧有度、大小任意、粗细随心、浓淡相间、运笔徐疾有别的丰富变化；跌宕起伏的节奏；行草章法的布局；行距字距的随性安排，轴线的轻微摆动；笔断意连的运动轨迹；清新、自然、灵动的生命气息，等等，都是“今楷”要赋予的审美需求和宽广的审美包容。概言之，“今楷”要承载和彰显更多的抒情功能。

从微观层面出发，衡量“今楷”的样式：愚认为就是类似于在第二届中国兰亭艺术奖中获得一等奖的张维忠先生的楷书。此类楷书面貌在当代书法界已形成一个群体，其有建树者又多为中青年书法家。这样的举例，又使我们对“今楷”的概念有了另一层面的理解，那就是：“今楷”，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梳理整合归类；“今楷”，也不是空洞无物的口号，更不是对“古楷”加以蔑视的夜郎自大，而是要通过“今楷”的意识强化进一步对传统楷书的熔铸、提炼、取舍、化合。可以预见，“今楷”讨论只要朝着良性循环的道路深入，宏观上，会推动书法界的又一次思想解放；微观上，会推动“碑、帖”学的进一步交融。

三、认识“今楷”的科学观

 度量“今楷”，我们应持的立场，当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对“今楷”的认识和对新生事物的认识一样，“它不仅没有因为它的辩证的前进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和自己一起，使自身更丰富、更密实”（黑格尔《逻辑学》中译本下卷第549页）。当然，一种新生事物的出现，人人不可能都能形成上述共识，不同的观点，不同的声音既是正常也是健康。这里提出认识与实践的立场目的是共商开墒一道通往理想彼岸之路的方法，认识决定方法；方法决定实践；实践决定真理。首先，对“今楷”的认识应当允许类似认识真理和谬误的一对矛盾一样，可以贯穿于认识的全过程。“人类认识史，是真理与谬误同在的历史，又是真理的颗粒逐步增长，谬误的因素逐步被排除而不断逼近真理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程》中央党校教材修订本，第194页）。我们讨论“今楷”，不能就“今楷”而“今楷”，因为到目前为止，书法界对“今楷”的定义并未达成共识，所以必须联系它的相对面──“古典楷书”加以比较（“古楷”是相对比较容易达成共识的），这样，认识的途径方可畅通。但是，如果对“今楷”与“古楷”的相对概念不能达成共识，“今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则没有方向性和归属性，因此也就失去深度讨论的意义。

 “今楷”，具有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结晶属性。一方面，传统楷书那种推陈出新的艰难性、审美情趣的单一性、抒情空间的狭窄性、展厅效应的弱势性的客观存在，是“今楷”反映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当代众多中青年书家工楷产生的新式面貌已经形成某种客观事物，并已朝着成为实践的对象趋势发展，这是“今楷”的客观反映。愚以为，它不是虚无主义的空喊。“今楷”之提，之所以让许多人难以接受，是因为认识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与“今草”相比较，人们有着时间性的隔膜──“今草”之称是历史性的，“今楷”之称是当代性的。中国人的认知特性是对历史容易接受，对现实难以接受。

 其次，对待“今楷”要有科学的否定观。谁都不能断言“今楷”是对“古楷”的根本否定，“今楷”与“古楷”的关系仍然应当是新旧事物之间的既克服又保留、既变革又继承的关系，就是哲学的“扬弃”。那种只要变革，不要继承，对过去的古典楷书一概加以排斥的虚无主义；或者只要继承，不要变革，对过去的一切都兼容并蓄的教条主义，都是与科学的认识观、否定观格格不入的。因此，我们在“今楷”的问题上，既要反对形而上学，又要反对思想上的绝对化和片面化。

上官甫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