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诗人的哲思——旭宇书学理论崖略

 “玉田芝草艳春晖。”（柳贯《送叶道士归天台诗》）从玉田走出来的诗人旭宇，不但是玉田的骄傲，也是河北的骄傲。

旭宇先生为诗人，为文艺理论家，为文物鉴赏家，也是书法家。诗人的敏感，理论家的思辩，鉴赏家的深识，书法家的激情，使其修养深泓博萃。刘勰《文心雕龙》：“才有天资，学慎始习”，功性两见，思深识微，故旭宇先生于书论自有独见之明，独高之论。他说：

 书法的鹏鸟从远古飞来，左翼是创作的激情，右翼是理论的泉源。双翼的共同摇曳，飞越过秦汉之长河，唱响于晋唐之峰巅，滑翔于宋明清之峻岭，来到了近今黄土上与碧水碰撞之海岸。要翱游于更高更阔的海域，左翼呼唤着右翼，右翼招呼着左翼，它们协同努力，朝着一个更高更大的目标前行。

一门艺术理论的产生反映着人们对其理性的把握。中国书法史上书法理论的产生是书法艺术觉醒的标志。而一个时代书法理论的确立是这个时代书法趋向成熟的特征。(《旭宇诗书艺术研究总序》中国文联出版社2009年8月)

旭宇先生书法理论涉及到多个方面，在其涵盖广博的论述中，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一、倡导兰亭精神；二、森林效应理论；三、关注“书学”学科建设；四、蝉蜕龙变开新境；五、今楷范式的构建；六、《兰亭序》非第一稿说。

—、传承经典：倡导兰亭精神

兰亭雅集，《兰亭序》之文与《兰亭序》之书，成为书圣王羲之的立体形象与经典范式，其中折射出来的人格精神与书法魅力，是中国书法千百年来的精灵所在。书法精神的传承，士人的文化自觉与对精神自由的超越，无不萦绕其中。比至今日，在西方后殖民文化的入侵下，在民族虚无主义的幽影下，一些人面对前贤难以超越的高峰，便以颠复的策略为自己的无能与媚外制造口实，他们将《兰亭序》等诬蔑为“死了的经典”，以丑恶怪陋篡改稚拙质朴的“民间书法”，用以消解中和典丽、高雅超逸的二王书法，其实质是通过对形式的泛化，消解传统书法中蕴涵的人文精神与民族审美主流意识。针对一些人轻易否定经典，否定兰亭的历史价值，“早在90年代（旭宇）先生率先提出‘兰亭精神’。”(胡湛《让心中的太阳照耀艺术的天空——记文人书家旭宇》《河北工人报》2008年5月11日)

旭宇说：就艺术来讲，不论是书法艺术还是文学艺术，我觉得魏晋是源头，是中华民族现代艺术、现代文学的源头。当然，更早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但那是哲学的源头。作为艺术  源头，同当今时代有密切联系的，我个人倾向赞同魏晋时代。

因为魏晋时代是作为民族文化三大支柱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汇集、碰撞、并存的时代。(《不入晋格终成俗品》《旭宇艺术随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8月)

我们注意到，在这段陈述中，“现代”、“当今”是其中的关键词。旭宇先生的“魏晋源头说”；是指与当代文艺思想联系密切的魏晋时期人文思想的自觉与勃发。面对当今书法愈来愈趋向功利化、世俗化、商品化，旭宇先生说：“书法的晋格品质是什么？就是表现个性。不带功利，而且丰富多彩，是一种清趣，一种禅的境界；一种忘我的境界，修行的境界。”(《不入晋格终成俗品》)“书法探源我主张追溯到魏晋时代，从那个时代汲取营养，就能做到取法乎上，那么作品的艺术品质就不一样。”(《再说晋格》《旭宇艺术随谈》)魏晋品格在书法艺术上表征为一种自我超越的人文精神，而《兰亭序》其文其书，则是这种人文精神的文本遗存。那么，旭宇先生是如何从中解读兰亭精神的？他是这样提炼概括的：兰亭精神是从《兰亭序》中引发出来的。一千六百多年前，王羲之与同好在兰亭修禊吟诗，并为诸诗作序。这一活动与《兰亭序》思想精神经过历代文人的传承，逐渐成为一种传统精神，我把它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少长咸集，群贤毕至，文人相重。也就是不分年龄、资历、观点，都要兼纳并蓄、相互尊重，也就是一种团结精神；二是切磋砥砺，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艺术的进步仅靠个人在象牙塔的书斋中钻故纸堆是不行的，参天大树要长在森林中，这也就是所谓的森林效应；三是增强修养，充实学问，以品养艺。王羲之是一位将军，同时文笔也很好，有着很深的学养，唯如此他才能写出文书俱佳的千古绝作《兰亭序》。(《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358—359)

我对书圣是常怀高山仰止之心，对书圣传世名作《兰亭序》更是宝爱有加，为案头必备法帖，临池之余，便取来品读，研其理，习其妙，揣其趣，以张扬思想，滋润心头，补充或丰富情感的缺失，排除感知或领悟中的困惑，间有为道法所掳之时，便类近于庄周梦蝶，生发与书圣化入化出以共滥觞的感觉。 (《“兰亭序”当非一稿而成——“兰亭序”论道兼及“之”字写法考》《旭宇艺术随谈》)

钟之愈笃，思之愈深，在访问王羲之兰亭雅集故地时，从不饮酒的旭宇先生破例地举起了酒杯，灵感如电光石火，迸发出诗人的哲思：……只有在书圣坐过的地方，才能感知他神奇文字的体温，他的美妙，他的飘逸，他的上承前贤后启我辈的那种伟大与慈祥。万岁，中华民族的文脉!我们记住这一刻，从李世民  直到我们黄河般流动的笔管。

由此可以说，《兰亭序》作为一种典型的艺术存在，其艺术特征、美学风格既是书法自身艺术发展必然，也是时代的需要，同时还是王羲之个人才赋秉性的表现，它会给人诸多温馨的提示与引导，从而使我们凭借符号而展开的对历史的认识更理性，更客观……（《“兰亭序”当非一稿而成——“兰亭序”论道兼及“之”字写法考》《旭宇艺术随谈》)

《兰亭序》之所以有着千古不减的艺术魅力，当然不完全是那324个奇妙的汉字，还有其文、其人所聚合而成的那种对自由与自我超越的人文精神。

 旭宇在1997年河北省书协换届时便大声疾呼“发扬‘兰亭’精神”！其实他是以我注六经的方法对“兰亭精神”进行新的阐释，其目的是增强河北书坛的凝聚力，推动河北书法的迅速发展。他说：“对于驰骋于书坛的创作骨干们，所缺乏的不是豪情与旷放，注意之处，恰恰是对书法传统的深刻理解与把握，对学识的充实与提高。”“传统不仅仅是书艺，更重要的是先人那种认真的治学精神和为后人称道的崇高品德。品德与学识，比起书艺来说，当是根与枝叶的关系。”“作为有成就的书法家，不把个人的技艺视为私有，乐于与书友交流切磋并无私地传授给青年人。这，就是时代‘兰亭’精神，弘扬兰亭精神，以德治书坛，同样是书法事业发展的需要。”（《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44l一442）“我认为书法的未来需要有继承精神。继承和发展是对立统一的，继承传统并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复古。……真正的继承是要对书法所蕴含的本质的继承。”“我们呼唤兰亭精神，形成那种不分老少的、平等的、和谐的氛围，使我们书界能够更美好。”(《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38l一383)“兰亭精神重要的是其传统思想美德。继承传统，应首先继承这种思想美德的传统，这是根本。”(《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359)

 二、团队意识：森林效应理论

 自1997年至今的十余年间，旭宇将河北省书法的创作实力与理论研究水平迅速提高至书法大省的行列，河北书坛令世人注目。这除了他踏实、能干的责任担当之外，清晰的指导思想与发展策略更是其成功的重要保证。当年，旭宇先生满怀激情地说：“时代是发展的，艺术是发展的，我们队伍的序次也是发展的，属于我们河北书坛的应该是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毕竟是六千多万人口的大省，只要我们以群体的优势不断地前进，光辉的曙色已在招手。”“朋友们，请记住，在书法艺术的世界里，新的起跑线永远在我们脚下。”“为河北书坛的振兴而奉献，是我的任职目标。而培养更多的书法人才，尤其是青年书家，无疑是这个目标最值得骄傲的感叹号。”(《白阳吟草》P60—62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8年1月)

 旭宇先生曾对笔者说：为什么森林里都是笔直而高耸的参天大树？那是因为有着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竞争的生态环境，有着肥沃的土地滋养而又努力向上去争取更多的阳光。作为一个省的书协主席，便要为本省的书法发展和书家的培养创造适宜的生存环境和有利团结互助，为集体荣誉而奋起竞争的条件，使书法人才脱颖而出，不断向高层面发展，呈现全省书法艺术欣欣向荣的大好局面。他认为，森林效应“也就是一种团结精神。”“参天大树要长在森林中，这也就是所谓的森林效应。”(《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358—359)

河北书坛自旭宇主其坛坫以来，不负众望，以跨越式的步伐使河北书法走在了全国前列，以此检验，“森林效应理论”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和方法，还是一种发展战略。

三、关注“书学”学科建设

旭宇先生说：中国书法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它数千年的发展历史，体系博大，内涵丰富，已成为一种值得研究的学科体系，应与“文学”、“医学”等学科一样，冠以“书学”。 “书学”一词，比之“书法”、“书道”等概念涵盖更广更深，更能引起书界人士及社会各方面对书法的研究与重视。(《书学断想》《旭宇艺术随谈》)

“书法”、“书道”、“书艺”是指称汉字书写艺术的不同称名，古今嬗变，其概念范畴在中国大致相同，日本、韩国借用其称名，则侧重于不同的理念。而“书学”之称名，在中国古代与“书法”之称名一样，均与“写文章”和“字学”等内涵相关联，而不是指书法艺术。在历史沿革中，其内涵与外延有了重大变化，“书学”遂有了书法研究的学术之义。旭宇先生认为“书学”较之“书法”、“书道”等称名涵盖更广更深，虽然很难改变“书法”这一约定俗成的习惯称名，但是其将“书学”置于书法学科建设范畴之中的致思方向无疑是有益于书法体系构建的。

“书学”一词，已有着二千年的词义沿革了，其定义也几经嬗变。  

《后汉书·邓骘传》：

阊妻耿氏有节操，痛邓氏诛废，子忠早卒，乃养河南尹豹子嗣为阊后。耿氏教之以书学，遂以通博称。

此“书学”即读书识字问学之意。

    《宋书·后废帝记》：

    初，昱在东宫，年五六岁时，始就书学，而惰业好嬉戏，主师不能禁。

此“书学”即读书习字之意。

    《南史·后妃上》：

妇人吴郡韩兰英有文词，宋孝武时献《中兴赋》，被赏入宫。宋明帝时用为宫中职僚。及武帝以为博士，教六宫书学。以其年老多识，呼为韩公云。

此“书学”已有识字习书之意。    

   《北史·魏诸宗室窟咄传》：

    苻洛以其年长，逼徒长安。苻坚礼之，教以书学。

    此“书学”为“学问”之意。

    《魏书·李彪传》：    ，

    彪有女，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

    此“书学”即识字习书之意。

    《新唐书·选举志上》：

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

凡书学，先口试，通，乃墨试《说文》、《字林》二十条，通十八为第。

此处“书学”实乃文字学之意。李世民《论书》：“书学小道，初非急务，时或留心，犹胜弃日。”此处乃指书法。可知唐代“书学”一词有“书法”与“字学”等不同涵义。将“书法”及书法有关的学问指为“书学”是近现代书法著述与理论陈述中常见的现象，但其内涵界定及范畴认同仍较混乱。1919年，张宗祥出版《书学源流论》，较早以“书学”概念涵盖书史、鉴赏等书法研究内容。1935年祝嘉著《书学》，1941年《书学史》出版，皆以“书学”统领自三代至明清书法，主要以书家为主，征以书论，述而不作，其意可知。于右任为之作序，但称“书法”、“书道”而不称“书学”，亦可见对“书学”之称名的不同认知。1944年陈康著《书学概论》，内容涉及书法的概念、人文价值、书家修养、学书方法、技法、书史诸多方面，虽未及多涉书法理论，“书学”主体格已大致具备。书法复兴伊始，侯镜昶的《书学

论集》，祝嘉《书学格言》、《书学论集》陆续问世，皆以“书学”为称名。1981年10月在绍兴召开的“中国书学研究交流会”及出版的论文集《书学论集》，皆将书法理论研究沿称“书学”。书学概念虽已广泛使用，但对其范畴的界定还未有一定。从古代的字学、学问等皆称“书学”，到专指书法艺术，有一个转变过程，作为今天意义上的“书学”概念，李刚田先生认为应该出现在清代晚期，但仍是泛化的。他在《古与今的对峙与融合（续）》一文中说：

在古代，书学概念并不明确，一直只有书家、书法、碑帖等称谓，阮元开始称书派，提出“南北书派论”，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才第一次提出“书学”这个词，以碑学帖学取代了碑派，帖派，使书法艺术的文人色彩更加浓重。文人心中“书学”的概念是泛化的，边缘是模糊的，诸如文字学，碑帖考证，版本考证，古器物考证，人物考证等，以至儒、释、道各家学说的内容，都可以列入书学之中。

（《书法导报》2009年1月14日第六版>）

我们注意到，对“书学”概念的泛化在清代是相当普遍的，钱泳(1759—1844)《履园丛话》中有“书学”一篇，是论书（字）体及诸朝书家。王增芳《书学汇编》(1835)实多字学内容，部分涉及到字体演变。魏锡曾《书学绪闻》主要为书法教学而作。朱履贞《书学捷要》多为书法技法深求。《中国书法大辞典》“书学”条列出三种不同用法：①指以书法艺术为对象的理论研究学科。②义同“书法”、“书道”。③指唐代进士之一科。据以上诸家之说可知， “书学”这个在当代看似已为人们所熟知的概念，还真有点说不太清楚，真要从概念、范畴、定义、内涵、外延诸方面来理清，也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书学”这一概念的内涵几经嬗变，现在多指有关书法的学术研究与理论著述。旭宇先生将“书学”置入学科建设的视野中，将有益于书坛共识的形成，尤其会有益于书法在高等教育中的学科地位提升，有益于提高人们对书法文化属性的认知，以纠正当代书坛将书法形式化，技术化等顷向。所以旭宇先生说：

确切的讲，书法是一种综合的学问，它的发展史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书法和文学、史学、社会学等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历史上称之为书家的，无不是学问家。没有学问的所谓书法家，只能是书匠而已。因此，摆在我们当代书家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如何写好字，也亟待学识的充实。(《书学断想》上)

 我们古代叫书法，日本叫书道，现在我们应把书法叫书学，意即把书法作为体系来科学地研究。(《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201)

 四、蝉蜕龙变开新境：书家成功之路

 成功的书家是需要学、识、才、志等多方面的支撑的，是经过德行与人格洗礼的，是经过时间检验的。旭宇先生说：

 我们研习书法的同志们，要追求一种“蝉”的精神或者说“蝉蜕”精神。……蝉在蝉蜕前一直蛰伏在黑暗、潮湿的泥土里，这种漫长的，可谓不求显豁闻达，更不急于一唱惊人的默默蛰伏……方破土而出，“蝉蜕”羽化……可不可以将之喻为书法这一有着自身独特规律的“厚积薄发”的现象呢？！如果说“厚积薄发”中的“厚积”，指的是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书法传统的研习和继承的话，那么“薄发”便是融入了书家个性、学养乃至审美趣尚的艺术创造。我是提倡“厚积薄发”的。然而有的习书者乃至书家口里虽也说要“厚积薄发”，但实际上做的，却是“薄积厚发”甚至臆想着如何寻觅捷径地“一蹴而就”，并美其名曰张扬“个性”，彰显视觉冲击力云云，要知道这显然是不符合习书规律的。(《旭宇诗书艺术研究》P320—321)

 我常常想，对于浮躁喧嚣的文化界，特别是书法界，太需要潜沉或曰“蛰伏”在中国博大精神的传统文化土壤里，贪婪的汲取一切有益于自己的营养……(同上P322)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蝉蜕”还状喻了一种洁身高蹈，断然不肯同流合污的精神。显例便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的；“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漂游尘埃之外。”在这点上，动物的“蝉”与植物的“莲花”相类，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同上P325)

旭宇先生“蝉蜕”之喻，是有感于当代书坛的重技轻道而将书法浮泛化为一种大众竞技，以至流行形式至上的观念而文化精神缺失。这样是很难做到继承与创新的，是有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面对烦躁的社会，艺术家需要清静下来，不要为利所动，不要为名所趋，在这个时候如果能以修禅之心，养道之心，以修禅养道的功夫，使自己寂寞一段时间，清静一段时间，然后悟解一段时间，那你的作品就能上台阶，但不一定要超越古人。这好比一颗树上的叶子，今年长手掌那么大，不必明年要比扇子大，那不可能。我们今年结的果实有拳头大，那不必明年就要结斗大的果子，是不可能的。同样的艺术之果，昨天的不一定比今天的小，不一定比今天的差，而今年也不一定比去年结的大。”（《旭宇艺术随谈》P158）清醒地认识艺术发展特殊规律，避免简单的唯新是好的单极致思方式，是旭宇先生的高明之见。这种观点，好像有违今日开口闭口大谈创新的时尚，实则对我们清醒地理解书法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大有裨益，尤其可以避免以“创新”为口头禅而实则在糟践、破坏书法艺术。“不一定要超越古人”之论在今日书坛颇有醍醐灌顶之清凉，其价值不在于标新领异，而在于对书坛大众盲目趋新警醒和对书法艺术历史规律的揭示。刘勰《文心雕龙·封禅》：“日新其采者，必超前辙焉。”一些看似回归的认识与立论，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却有了新的甚至真正创新的价值。

五、与时偕进：今楷范式的构建

 “今楷”作为书法中的一个术语，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所指与能指。在我们经常接触的历代书法著述中，可知自宋、元以来，“今楷”便为人们所关注，只是其内容并不相同。旭宇先生倡导“今楷”，意在推动楷书这一历史上实用时间最长的字体在现代社会中的艺术创造，使这一历史上高度成熟的文化符号有着更强的生命活力。

 宋·赵明诚《金石录·东魏大觉寺碑阴》：

 右《大觉寺碑阴》，题“银青光禄大夫、臣韩毅隶书”，盖今楷字也。

此处可句读为“盖——今楷——字也”，也可读为“盖今——楷也。”是说碑阴中所说的韩毅“隶书”即今(宋代)所说的楷书。魏晋隋唐时，今之楷书多称为“隶书”，而隶书多称“八分”。

 元·苏天爵《元故集贤学士国子祭酒太子右谕德萧贞敏公墓最铭》：

公深通六书，尝言：自古文篆籀而后，小篆佐隶于真楷相沿而成，故今楷书中古籀篆隶皆有之，虽行草亦有古籀篆隶之遗意。

此处“今楷”泛指楷书。

 清·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本汉第七》：

 汉分中有极近真书者，《高君阙》“故益州举廉丞贯”等字，“阳”、“都”之“邑”旁，直是今楷，尤似颜清臣书。

《高颐碑》为建安十四年，此阙无年月，  当同时，故宜与今楷近。

于此可知，清人于楷书包括唐楷亦有“今楷”之称。

旭宇先生说：楷书兴，书法兴。……今楷就是探索如何继承传统，并使之符合时代审美，具有时代特征楷书创作的统称。今楷要义就是楷书的时代感、艺术化。……愿更多的人，关注楷书、讨论楷书、探索楷书、尝试写写“今楷”，使我们古老的楷书焕发出新的生机并繁荣发展起来。(《汇古开今打造时代楷书新风貌》《当代中国楷书名家作品集·旭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6月)

“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今楷”的提出，引发了书坛的积极讨论，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都将目光关注指向了在当代书坛尤其是国展中颇受冷落的楷书，便足以欣慰了。应当说，这已是“今楷”诞生的一个标志了，正如一个新生儿呱呱坠地会引来周围关注的目光一样，至于这个婴儿今后是健康成长还是中途夭折，则需要拭目以待了。作为楷书这—字体，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今楷”形体、钟繇、王羲之；北魏“龙门体”、“邙山体”；颜、柳、欧、赵……在同一“字体”中有着不同变化的“书体”存在，说明了楷书与时俱进的性格，而在今日着意倡导，无疑是一种艺术自觉的表现。旭宇说：“古人没有将楷书写到穷尽，如果楷书是艺术的话。艺术永远鲜活地生长在春天，生长在书家的创作里。”(《旭宇艺术随谈》P69)“如果说书法是一颗大树的话，那么它的土壤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阳光雨露滋润着书法这颗大树，楷书是主干，行书千口草书是枝叶，只有主干的高大，树叶才能繁茂。“(《六德轩楷书古诗源稿存题辞》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书法文化研究中心编)这是旭宇对“今楷”思考的结果，也是其倡导“今楷”的实践动力。而“将魏碑、唐楷结合在——起，注入自我情愫，便有了我的楷体面貌。首先有想法再去实践，坦途就铺在面前。”  (同上)则是其“今楷”实践的经验之谈。旭宇先生在躬身探索其“今楷”创作的同时，还写了《今楷论纲》、《书学断想——楷书断想》等理论文章，给今楷以学术上的支持。他将现代人们创作楷书的一般特征概括为“纯审美艺术”(社会存在依据)；“有意于佳的艺术创作”(主体心态)；“以艺术品诉求进行欣赏”(客体诉求)；“悬挂展厅或其它场所的艺术展品”(载体)；“以作品整体视觉效果为着眼点”(审美着眼点)；“具有较强的竞技性，以参加展赛竞技高下为风尚”(竞技性)；而“今楷”并不即是“现代楷书”。在接受《书法导报》记者采访时，旭宇概括了“今草”的七点而异于“现代楷书”的六点。“总之，今楷要使楷书的审美意蕴更生动、更丰富、更具有艺术性。今楷就是要调动各种因素使楷书更加艺术化，使楷书获得现代化转型。”(《旭宇艺术随谈》P84)

 六、惊人之论：《兰亭序》非第一稿说

 如果说“今楷”的提出必将面临一场争论的话，那么，旭宇先生的《“兰亭序”当非一稿而成——“兰亭序”的论道及“之”字写法考》必将带来更多的质疑。旭宇说：

我对《兰亭序》别有识断，以为此作当非一稿而成，应是先草有一稿，后对草稿初步梳理复写而成，遂有今之流行摹本。

……我秉持异议的理由是，以《兰亭序》作为序文的文字内容及作为书法的笔法表现之间，明显地超越了初次认识事物时的思维反映上的陌生性，而清晰地显现了思维进入认识较高阶段时的理性特征，这于其中的二十个“之”字个个写法不同，及书写中对文词的增补涂改处可初见端倪。(《旭宇艺术随谈》P3)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文稿，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几种临本都是出于同一祖本，这些当无疑义。这一祖本是第一稿还是第二稿还是一个谜。

若从文字内容上去考察，便有不同文字的文本内容存在，致使历史上便有《兰亭序》的真伪之争。若说是修改稿，那么为什么在书写伊始便将时间“癸丑”错写为“壬(子)”，而后随即改正了呢？也许《兰亭序》的多个不解之谜还要后人继续“论辩”下去。

 旭宇先生诗旨弘阔，风吟雪唱，权奇遒丽；文论精核，骋议驰辩，辞指深透。故其于书论得骨健神秀，寄托幽高。作为当代影响颇大的诗人、书家、文艺理论家、鉴藏家，书论只是其文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书法创作也只是其艺术人生的一面。本文通过对旭宇先生书论中几个著名论点的抽绎，可以看到在当代书坛，一个成功的书法组织的领导者，在为书坛繁荣昌盛所洒下的辛勤汗水。这滴滴汗水会在明媚的时代阳光下折射出一个诗人的哲思。

    他将自己注入笔端。

    灵魂在九昊之上。

    风韶在漓江之畔。

    涛声、虎啸，在笔墨的走动时历历可闻。

    大江长城，五千年雄浑俊逸，都在这不足尺的竹管里凝聚。

    一生的悲欢和耕作，也都在这洁净的原野里收获。

咫尺间，他作着一生的艰难旅行。

…………

蹬踏数千年墨海云烟，他是一条东方龙。

（《白阳吟草·书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