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旭宇，诗书焕彩 辉耀文坛——牛惠宾

一、高蹈于传统沃野的旭宇

 心田上有传统的艳阳高照，立高标于前路，结华滋于垒土。犹攀珠峰，虽不及顶，亦高逾太行；笔挟使命与导向，于传统资源营构碑帖融合书风，挥写时代风流。

 1983年在«沧州日报»编副刊时，一天，前辈书家刘芳庭先生，拿一幅旭宇的行书作品示我，并说：“清雅端方的二王传统路数，大家的气派。”当时，“书法热”方兴，人们都在秉持着“大跃进”的惯性，“文革”的盲动在飞龙走凤，尤其是青年人，并不知传统为何物，一味地怪诞恣肆。于是读过了那幅作品也就置诸脑后了。

 1987年我调来省会，在省宾馆和年历上又见到了旭宇先生的作品，笔挟风雨，大有风涛啸谷、排山倒海之势，书风的野逸出新，较之青年人的流行体有过之无不及。我不禁惊谔：“这50开外的人，竟然‘老夫聊发少年狂’起来。”后来才知道，这属于书家一过式地体验。正象美食家，遍尝人间百味，然后弃择。

 此后，旭宇的书风就一头扎进了传统经典的殿堂，立高标于前路，结华滋于垒士，以碑帖相融的行草书行世，以充满生命力的“今楷”，扣开创新之门。再也不见踌蹰与犹疑。

 旭宇先生之深入把握传统，是有其充份道理的。首先是“文以载道”，笔下凝聚着责任二字。他是人民哺育成长的艺术家，他是文联名誉主席，中国书协、河北书协的领军人物。换言之，旭宇理应是位夫子式的人物，他的笔下理应流淌清正美好的艺术，承载着一份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导向与责任。旭宇认为，传统经典书法，做为国粹与天地并存，其价值就在于她的纯粹性。她不仅是艺术的极则，而且是在儒、道、释传统文化背景下，由历史总结并树立的具有道德意义的高标，在当代仍然蕴含着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潜在力量。然而现实是，自沈尹默、白蕉、于右任等一批书法大师谢世后，当代书法已经从文人书法，滑向了市民化的书法境地，虽然具有普及性，但带来了文化层面的缺失，并混淆了书法艺术的评判标准。这就像流行歌曲人人皆会，但格调不高，甚至情趣低下。而美声和严肃音乐，因其高、雅、难，能掌握者则寥若晨星。

 因此，旭宇先生在不停地向书法界、向第子们呼吁：“习书应取法乎上，以二王为基。这犹如攀登珠峰，虽半途而返，也高于太行。”在他出版的«艺术随谈» “不入晋格  终成俗品”一文中谈到：我觉得魏晋是源头，是中华民族现代艺术、现代文化的源头……书法的晋格品质是什么？就是表现个性，不带功利，而且丰富多彩，是一种清趣，一种禅的境界，修行的境界，一种忘我的境界，绝对是一个高的境界，那他就不俗了，作品也就超凡脱俗了。所以提倡高古、高雅、高品质、脱俗，这应该是永恒追求。在他的«再说晋格»一文中，就技法的层面，他强调：“谈取法作品或取法哪个人，这只是对了一个方面。还要取法到最高、最清澈的源头上。那书法就不是在学下流，而是立意高远，置身上流了……”同时，他告诫人们，习书要有“蝉蜕”精神，不可急功近利，要靠科学态度，最终水到渠成。”

 旭宇先生本人的书法实践即如其说。他是沉浸于二王一脉帖系的，尤其崇尚二王手札的浪漫主义风格。他在继承的同时，广泛涉猎历代碑版，来打造属于自家的碑帖融合的书风。做为一个文人书家，他的学养、阅历、品位不在话下。但他深知，高度的修养与激情的发挥，则会对技法的精到，提出更高的要求。否则，就不能实现法则之内的抒情挥洒。因此，朋友和弟子们发现，旭宇先生虽年近七旬，依然临池不辍，辨毫发死生，殊纽挫锋芒，将传统的精华拿过来，以为我用。半个多世纪的积累，使他对二王的字法、执笔、运笔的规律，已然形成了自己的家数与符号，并使他的书法由创作式而升华到了一个“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天然境界。在一些笔会上，人们会发现，当一些书家因遇到生僻的词句，而显得捉襟见肘时，而旭宇先生则不然，无论新诗旧词，一管颖毫往往承载着激情而飞舞，竟然能产生更为精彩的佳作。

 旭宇先生常以碑帖融合的行草，挥写竖幅巨制。在2002年于省文学馆举行的个展上，当代著名书法家张旭光先生观看展览后，情之所动，连夜撰文«心灵深处的合力追寻»评价道：“观旭宇的书法总是情不自禁地被牵着走。那线的流畅的韵律，与人的生命节律同步鼓荡着；那形的高峻使人获得许多的真诚和坚强。此时，我才真正感觉到了年轻，感觉到了人生有了艺术是多么的美好和幸运……他不由自主地深入到‘晋人’格中，主攻«圣教序»得其形也得其韵；又追«兰亭序»和俯仰势态；再嚼二王手札之灵妙、超拔与旋律，从而在晋韵上获得了收成。以此为新的起点，他又沿着行书的演变路程，对王献之的行草、颜鲁公的开张、苏轼和米芾的欹侧、王铎的跌宕与涨墨，一路研习，一路领悟，终于筑起了自己帖学的广厚基石……旭宇先生偏偏又生于‘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燕赵大地，历史上几百年的北魏文化，无疑是燕赵风骨的重要内容。这一方水土，这一方文化，和至今仍存活在燕赵大地上的数百块汉、魏墓志，又本能地与生于斯、长于斯的旭宇之生命情感相共鸣，推动着他把生命、性情、情趣作为书法第一要素来把握。魏碑的风骨也开始与时代对话。

 旭宇先生的碑帖融合与以往书家不同处，是以帖为主调，以碑来增意趣的。就是以帖的流畅来共舞，以帖的神韵来贯气，以帖的文雅来造境。他所有行草作品，如«张南轩诗稿»等皆飞扬畅达，连绵贯通，字字呼应，引带自然，基至出现了多字的组合，似有宋人的手稿信息。他的高堂大轴，则更加淋漓畅达，如大海之波涛，一浪推着一浪，不停地翻滚奔涌，势不可遏。同时，我们能从作品中又分明读出了那刀切一般的方笔，那转折处的断笔，还有那出钩处以刀走石般的坚劲。细细品味，确乎比一般尺牍、手札多了许多金石之气，峻拔之姿和铿锵之音……凸显了传统文化品格，增添了时代审美情趣。使我们看到了碑帖融合的前景，也点出了一条碑帖融合的新路。

 当代书家们也有同感，旭宇的手札书法，则完全是一派闲雅、恬静的气息，类似于近代大家白蕉的的风骨，都是继承，品味、消化晋韵之后的反刍。只不过与白蕉比较，旭宇先生在散淡自然之中，又融入了金石的交响与旋律。

二、赋古楷以新生的旭宇

 与时俱进，理论与实践同步，“激活唐楷”，“创立今楷”，赋唐楷以新的生命力，从而获得现代转型，为书坛所共仰，当选“全国书法十大人物”

 创新是个恒久的命题。古代书家也说，“若无新意不能代雄”。

 但书画虽为同源，二者创新的临界点有不同。因为书法超越了字法的约束，将沦为绘画的俘虏。如果你细加品察就会发现，历代书法代表人物虽锐意创新，并未能给书法带来本质上的异化。但可以感受到尚韵、尚意，一条激情的红线在与时俱进。他们都寻求到一个很好的定位，诚如京戏的流派，四大须生同唱一段板式，圈外人听了如出一辄；行家听了判然不同。

 旭宇深入传统但并不泥古。他说：“颜真卿是楷书的巅峰，但我们不走出这大山的阴影，就会看不到大海。”做为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主任，他于2007年在省会石家庄组织召开了全国楷书委员会议，并在会上提出要打造创立“今楷”的概念。有人称这是书坛上一个大的“事件”；更多的人则认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经过书家与媒体的论辩。旭宇先生终以“今楷”的提出引起书坛广泛重视，并具有时代艺术价值，而当选2009年“全国书坛十大人物”。

旭宇在他的«今楷论纲»中指出：“做为中国书协楷书委员会的工作者，肩负着研究和推动当代楷书发展的神圣职责与使命。如果说书法是一棵大树的话，那么它的土壤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楷书是主干、行书和草书是枝叶。只有主干高大，枝叶才能繁茂。因而研究和推动楷书的发展，不仅对楷书本身，而且对整个当代书法的全面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旭宇以历史的眼光解释创立“今楷”的现实意义，他说：“唐楷的繁荣成熟达到了一个历史的巅峰，但它同时也遮蔽了其前丰富多变的魏碑，遮蔽了唐后楷书的发展与创变。可以说唐代以后至清初，楷书几乎没有新的起色。一代代书家们多是在欧、颜门不讨饭吃。直到清代乾嘉之后碑学运动的兴起，其对唐以前充满艺术魅力的魏碑再次发现与挖掘，才再次开创楷书发展史的新局面。新时期以来，书法走向展厅，书作的视觉效果要求被凸现出来，除奇异的北碑和颇见功力的蝇头小楷，偶在展厅现身处，那曾经被奉为典范的虞、欧、褚、颜、柳楷书，都长时间在展厅销声匿迹。楷书走向衰寂，楷书走向式微。于是有高明者呼吁要“激活唐楷”，要振兴楷书，楷书能否激活？楷书能否振兴？楷书的发展方向在哪里？它成为书坛一个久久追问而不得答案的问题。”

 旭宇先生就艺术的时代精神谈到创建“今楷”的必要性，他说“古代的楷书是以实用为前提的，诸如纪事、署文、纪功。属于文人日常案牍生活所需。当代则艺术功能为第一，主要是为了参展。因而当代人写楷书，就不能简单地临好古人碑帖，写好某碑了事。由实用转向艺术欣赏化，这个转型是时代所需。当代楷书的发展，也有古人所不具备的优势条件。如无比丰富的历代书法史料资源，宫廷收藏和大量出土的文献，先进的现代传媒、印刷技术，相关现代艺术展厅形式和现代意识的支撑等等。就隶楷而言，近20年在展览上也营构出一种继承与创新的新生貌。而它主要发展的变化基因，就是对二十世纪大量简、牍、帛以及砖瓦铭新出土资源的利用。楷书亦当如此。”

 笔者曾问旭宇先生：“今楷应具有怎样的艺术特征？”旭宇先生打了个比方，说：“古人说楷如立、行如走、草如跑，比喻很生动。如果说楷书是立正的话，站得端正庄严是站着，那么，‘稍息’也是站着，做一个姿势也是站着，回眸一笑，做一个造型也是站着。楷书是站着的，可以有多种美丽的亮相来打动人心的嘛！具体来讲，今楷在点画上要有新意，使楷书线条进一步丰富起来；今楷在结体上要有今人自由自在的精神；今楷在布局上也可借鉴行草的优势，产生章法的变化，增加其艺术含量，给人以新的美感；今楷要能够传达人们的情感，像诗歌一样言志抒情……总之就是调动各种因素，使楷书更加艺术化，获得现代化转型。”

 令人可喜的是，在今楷观念提出后的九届国展上，评委们以之为标准，评出了系列楷书新作，有的获得了金奖。今楷的理论终于付诸实施，人们都说：“唐楷终于被激活了”！

 旭宇先生不仅是今楷的倡导者，也是实践的先行垂范者。旭宇少时就打下了颜楷大字的深厚功底，是由颜书而转入二王行草书风的。在历届的展览中，也总是以行草示人。而今就不同了，人们去他家拜访，只见案牍上、地上总会有新挥就的楷书，墙上也悬挂着琳琅的出土碑碣拓片。每次展览上总会有他的今楷佳作呈现。这些楷书是以颜鲁公为基调的，加上魏碑墓志的灿烂多姿，以及行草的美妙笔意，多年行草锤炼融入其中，使他的楷书蕴含着一种活跃流岩的气机，从而扬弃了颜楷如“辕下驹”、“叉手农夫”式的拘束与板刻。显得更加宽博与灵动。碑书的斩截与劲爽以及转折处有龙门造像的方健，还有依循文字学、情感的飞扬产生的抽减变化，正应了前贤“能增能减为书中圣手”那句格言。他在楷书章法上，又汲取了汉碑直接刊石的古朴、错落、自然的行式。他没有像流行书风那样肆意解散字法，也没有故意安排章法的怪诞出奇。整体而言，仍然葆有传传楷书经典的高品位以及精、难度。而做为今人情怀与性灵的渲泄，则扫却了古人过于沉寂与木然的沉坷。从而赋与了楷书以旺盛的生命力与时代精神，可以传世，可以做为范本临习，为书坛人士所首肯、嘉许。可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今楷，理所当然，恰如其份。书家一世，于书坛有此奉献，足矣！

三、诗人眼中的诗人旭宇

 早醒的诗人，对人民、对山川草木一往情深的诗人，直面现实的勇士，“春天的明丽，是我诗的主要色彩。诗思常伴着时代的脉搏与旋流律动、飞舞……

 “他将自己注入笔端。灵魂在九昊之上，风韶在漓江之畔”——旭宇用这样的句子礼赞书家。

 “与青春同龄的旭宇”——友人评价旭宇人格的佳句。

 “我就是那支紫毫，一条抖动不老的长江”——旭宇寄意自己的书法事业。

 读了这几句有关旭宇的诗句，相信你的心旌已然飞舞于诗化的旋流中了。康有为说过“千古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说“旭宇与青春同龄”，这话很贴切。旭宇虽近七旬，却依然保持着一颗赤诚的童心，触物生情，悲天悯人，有大爱仁心。这不仅是出于天生，更是诗人学者的秉赋。他交友收徒仅凭“第六感觉，把一颗火热的心交付与你；遇有天灾人祸或朋友相求，就慷慨解囊，捐赠过数不清的作品，并不求回报；他在公众场合讲话，从没有官方的套数，每一回即席讲演，都是一篇动人的美文，谈吐间常有电石般迸射的思想火花。人们都说，与旭宇先生在一起，爽透了！

 做为当代著名诗人，旭宇先生身兼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诗神»杂志的主编。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以诗歌的现代主义创作手法饮誉华夏诗坛。至今已出版过«白阳吟草»、«醒来的歌声»、«军垦新曲»、«春鼓»、«会飞的黄鼠狼»等多部诗集。著名书法家、诗人张旭光，读过旭宇先生1980年7月写的一首«红枣»，说：“至今都忘不了’有多少诗句，献给我家乡的红枣？每粒枣儿含满韵律任读者品嚼。家乡的枣树，即使遭了虫害风雹，欠收了，多挨三杆，从不怨恨，只是期望来年的风和雨调。在遥远异乡的秋夜，我把星星，一颗颗数着，红了，笑了，多像我家乡的红枣。问天上，也有父老栽了一天的枣树？夜夜，让人们品尝思念的美好……张旭光说，我相信不管是谁，读了这样的诗，都会生出全身的清新、悠远、空灵和跌宕。旭宇的诗是在汉字“义“的导引下，把音的要素美到了极至，诗人与非诗人，大诗人与小诗人的作品究竟有多少区别。直到读了旭宇的诗，我才关注这一崭新的独创性课题。

 著名诗人刘小放与旭宇是挚友，他经常“面对旭宇，我一路读来”。他说：“首先，旭宇应是河北诗坛上一位早醒的诗人”。还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旭宇因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印数数万册的诗集«军垦新曲»，而诗名远播。当时，河北的诗歌作者，还大都写着传统的古典加民歌体，而旭宇已率先写起意象“朦胧”的自由诗了。无疑，他的求新精神也给了我很深的启迪。在改革开放之初，旭宇任«诗神»主编，使«长城»成为当时发表诗歌新锐作品的重要期刊，也成为新时期诗歌冲破思想禁锢的前沿阵地，成为河北文学复苏的重要平台。他发表的一首悼念张志欣同志的«启明星»如今读来依然回肠荡气：“喷进吧，你窦娥的三尺血练，痛心吧，你比干的不死的心脏，历史在此刻呀，也在痛哭流涕，他痛苦的记忆里，竟增写了这罪恶的一章。”这是他少有的发出痛心疾首、有着血泪呼号的诗篇，只有诗人为正义而歌时，才显示出这种忘我的胆识和无畏的血性。

 著名诗人刘松林也有同感，他举出旭宇的一首«冀东行»：“燕山睡在我的记忆里/他是我绿色的童年/曾记得头上的白云走不完/一颗心儿被小溪缠在青山/……不知是谁把云的手帕抖动/精美的瓷器上洒了银霜一层/轻轻哼一句皮影唱腔/便吐出一个可爱的家乡……在70年代至80年代初，当许多歌者满足于单调的比、兴手法，在事物的具象表层上抒发感慨时，从不以“先锋”、前卫标榜的旭宇，对于诗歌现代主义手法嫁接之快，及在创作中得心应手之娴熟自如程度，着实令人有些吃惊。

 诗人刘绍本欣赏了旭宇诗集«醒来的歌声»谈到，时时被作者对祖国、对人民、对山川、对草木的一往情深所打动，思想的潮水被搅得波澜层层。如“自己的诗行‘带着春意的盎然而料峭’；‘春天的明丽是我诗的主要色彩，然而，我也没有忘记把韵律的长鞭，抖向角落处的残雪。”比如作者笔下的“金鸡”：一身太阳的光羽，连头上的冠也是高举的旗！你的歌是一支火炬，早起者举着他，向残夜进击。这是多么具备审美意识和深刻思想的诗歌。

著名文艺评论家，作家蔡子谔先生，对旭宇同样擅长的旧体诗之“品”，也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旭宇所作汉俳，收入在有众多诸如赵朴初、钟敬之、林木、公木、杜宣、邹荻帆等蜚声中外的这些老诗翁参与的«汉俳首选集»中的六首汉俳，被日本现代俳句会会长、俳句巨擘金子兜太先生，认为是此集中最饶诗味、最为精妙的汉俳创作之一。其«读李清照词»云：“小窗敲夜雨，残烛冥冥燃尽愁，，清晨泪不收。”实为客观与主观、意与境、情与景之高度统一。“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深得含蓄蕴藉，淡雅清隽意境也。以“燃”状其灼伤灵府的痛切之感。着墨无多，曲折有致，是为“曲喻”也。类似这样的“兴、比、赋”散见于旭宇的律诗和诗词之中，其“风骨、品位之高，为当今并不多见。

本文作者：牛惠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