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旭宇谈书法的“蝉蜕”精神——蔡子谔

 旭宇是中国书协副主席、河北省书协主席、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作为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学养的著名书法家，多次在河北省书协会议上言及“蝉蜕”精神，我以为是发人深省和振聋发聩的。特对此问题专门就教于旭宇。旭宇从一个鲜为人们关注的“蝉蜕”现象切入，以深厚渊博的传统文化为内蕴，从艺术美学或日书学美学的视角着眼，揭示并阐发了一个书家应当如何反省、突破、解放和超越自己，打破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的束缚和桎梏，达到由“量变”到‘‘质变”，亦即在弃暗投明、破旧立新乃至脱胎换骨等诸种艺术实践意义上进行“蝉蜕”，从而“羽化登仙”，成为真正意义的书法家这一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定内涵，无疑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和理论创新意义。故将此次旭宇的访谈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我确实多次在省书协开会时说，我们研习书法的同志们，要追求一种“蝉”的精神或者说“蝉蜕”精神。我们知道，“蝉”是一种昆虫，俗称“蜘”、“知了”。蝉的卵产生于植物组织内，孵化后幼虫钻人土地中存活，直至夏秋时蜕皮或曰“蝉蜕”后变为成虫，即是我们所说的“蝉”。蝉在蝉蜕前一直蛰伏在黑暗、潮湿的泥土里，这种漫长的，可谓不求显豁闻达，更不急于一鸣惊人的默默蛰伏——蝉在世界上共有3000多个品种，中国也有千余种；据说北美有一种蝉的幼虫在地下蛰伏17年，方破土而出，“蝉蜕”羽化——我们可不可以将之喻为书法学习这一有着自身独特规律的“厚积薄发”的现象呢?!如果说“厚积薄发”中的“厚积”，指的是对于中国源远流长的书法传统的研习和继承的话，那么“薄发”便是融入了书家个性、学养乃至审美趣尚的艺术创造。我是提倡“厚积薄发”的。然而有的习书者乃至书家口里虽也说要“厚积薄发”，但实际上做的，却是“薄积厚发”，甚至臆想着如何寻觅捷径地“一蹴而就”。并美其名日张扬“个性”，彰显视觉冲击力云云。要知道这显然是不符合习书规律的。我想，书法范畴内的“厚积薄发”有一个独特而典型的现象，这便是“临池”。

 “临池”本于《晋书·卫恒传》：“汉兴而有草书……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后因以“临池”指学习书法，或作为书法乃至书法楷模即字帖的代称。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云：“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这是杜甫目睹了本朝“草圣”张旭草书图真迹，很自然地想起了他苦学书法的“临池”这一典故。表明了“草圣”与“临池”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人说，宋代大文学家，也是大书法家的苏轼不赞成“临池”，因他在《石苍舒醉墨堂》诗云：“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稠。”他于诗中所写的石苍舒为什么“不须临池更苦学”，不十分了然——也许是由于他的天禀卓异，无须“临池”苦学，也许是苏轼要极写他的惊世骇俗，不蹈故常的卓荦不凡个性。然而，就像苏轼自己这样中国文化史上可谓是雄视千古、独一无二的旷世天才，也要笃行“临池”，因他的行楷，是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家数的。这难道不也是从“临池”中得以成就的吗？明代沈德符《敝帚轩剩语·名臣通画学》谓：“前代名臣能临池者多矣，鲜有以画名者。”这里的“临池”完全成了“书法”的代名词。清代叶名沣《桥西杂记·黄忠端书孝经卷》：“夫人善临池，代公作行草，几夺真。”此处之“临池”，既可作“书法”讲，也可作“临帖”或“临摹”讲。后者似更妥帖。“临池”的字面意思是临近水池习书。但它的约定俗成的规定内涵却是临摹碑帖，由于久而久乡、持之以恒地临摹碑帖，遂使“池水尽黑”。难能可贵的是：不仅他肯于下苦功夫，而且他善于下苦功夫，故“代公作行草，几夺真”。推而广之，亦然。这便是“厚积薄发”的必然结果。今人吕叔湘指出：“书法一项，确是一种艺术。但是这是要有写字天分的人，再加上10年临池的功夫，才会有成就的。”他与苏轼诗的观点大为相左，即便是“有写字天分的人”，也要下“十年临池”的苦功，才能有所成就。其实，大书法家苏轼本人，便是现身说法的绝好典型。孙犁在《秀露集》中所说的“日记抄得很工整，字体遒劲，也可作临池之用”中的“临池”，便成了可供临摹的“书法楷模”即“字帖”了。从中我们可以悟出一个深刻道理：“临池”从代指“学习书法”，到“书法本体”乃至“书法楷模”这一自身发展的过程本身来看，学习书法的正确途径是“临池”，书法家取得成功的正确途径也是“临池”；“临池”即“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便是“厚积薄发”这一具有规律性的，正确学书途径最确当而又最具特色的诠释。“临池”作为学习书法的初始乃至持之以恒的现象形态，而最终成为书法的本体指代，绝不是偶然的。因为“临池”生动、形象地表明了学习书法并成为书法家，乃至写出堪称书法楷模的书法作品来供他人“临池”的必由之路。这条必由之路，可谓是周而复始或曰循环往复的，但却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而是与时俱进地加人了新的时代审美精神和趣尚的方法论。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明清尚态，便是明证。然而，时代审美精神的汇合，是建立在每个时代个体书家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尚之上的；而个体书家的艺术个性和审美趣尚，又都必须建立在“临池”这一以“厚积薄发”为方法论的书法审美文化的深厚积淀之上。因此，学习书法和书法家离不开“厚积薄发”的“临池”，就像蝉离不开默默“蛰伏”一样，他们共同等待着“蝉蜕”羽化的那一天。

 我常常想，对于浮躁喧嚣的文化界，特别是书法界，太需要潜沉或曰“蛰伏”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土壤里，贪婪地汲取一切有益于自己的营养，潜心静气地浸润着、汲引着、积蓄着、储存着，不瘟不火、不急不躁地默默等待着由量变到质变的“蝉蜕”的那一个庄严时刻的到来。

 这里，我展开随便谈谈，有时可能离题远点。“蝉”，在古时还是一种“冠饰”——确切地说，那是古代侍从官的冠饰。《后汉书，舆服志下》载：“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铛，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这个赵惠文就是我们燕赵一带倡导“胡服骑射”，即由服饰改革而达到强兵富国的赵武灵王的儿子。他为什么要“附蝉为文”——这里的“文”，我想大抵与上述的“貂尾为饰”的“饰”相互为文，皆为“文彩装饰”之义吧。我便常想，为什么作为帝王的近臣即“侍中、中常侍”这类侍卫官，偏偏要选取“蝉”来作“文饰”或曰“纹饰”呢？我记得刘昭注云：“说者蝉取其清高，饮露而不食。”唐代名臣也是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有一首咏《蝉》诗：“垂绥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诗中的“绥”，便是蝉的针喙，垂下针喙来饮清露，与刘昭注中的“饮露而不食”是一个意思。其实，它用针喙汲引的不是清露，而是以吸取新枝嫩叶的汁液为生的——这是古人未知底里之故。“居高”而“饮清”也许便是古人“取其清高”的寄寓所在。细究起来，如果说“蝉”的“垂绥饮清露”或日“饮露而不食”，看做是“取之甚少”或曰自奉甚俭的“清”，那么“居高声自远”的“蝉鸣”，便可以看做是“予之甚多”的“高”或曰“高尚”了。这样的一种“清高”精神，我看，不仅仅是赵惠文王所提倡、希冀于他的侍中、中常侍们，须切实做到的峻洁高尚的精神即符合于封建道德规范的“仁德”精神的需要，同时，也是具有继承性地符合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乃至书家加强自我修养和人文精神所迫切需要的。

 倘若我们摒弃旧说，就蝉吸新枝嫩叶的汁液来说（实际是伤及树木的）这一事情本身来说，是不是可以喻之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呢？我们在继承或曰扬弃源远流长的中国书法遗产来说，首先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目光和姿态。譬如清代的大书家王铎，他曾有言：“余从事书艺数十年，皆本古人”，“予独宗羲献”，王铎数十年从事书艺，“皆本古人”的“本”，便是“独宗羲献”。这个“宗”，便是以羲献为“正宗”。其实，王铎是遍学众体，而能自出胸臆的。姜绍书《无声诗史》称其“行草书宗山阴父子（王羲之、王献之），正书出钟元常（繇），虽模范钟王，亦能自出胸臆”，便是明证。除却钟繇、“二王”外，还得力于颜真卿、米芾，笔力雄健，长于布局。梁评其“书得执笔法，学米南宫（芾）。笔力劲健，全以力胜”。马宗霍称：“明人草，无不纵笔以取势者，觉斯（王铎字）则拟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如不尽，非力有余者未易语此。”这便说明，王铎在“遍学众体”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工作，做得尤为出色、尤著成效罢了。不然，何以能自出胸臆，呈现出“笔力雄健，长于布局”的个人书风?此外，他还强调了在继承书法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作的独特方法：“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王铎是一个在临古求变的过程中找到自我，写出了自己独特风格的书法大家。他的方法很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王铎在融人了自己的独特创作个性、学养和审美趣尚，已经卓然成为一代宗师的情势下，仍坚持不懈地“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地高度自觉地学习和继承传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坚持不懈的探索和创新。这便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缘由。因此，使我良有感慨地认为：“蝉”的“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便可成为一种引起或激发我们艰苦攀登和勉力奋飞而“居高”或“更上层楼”的精神，从而彻底摒弃目前书法界所存在的、各种形形色色夤缘攀附的低俗庸鄙风习。

 有朋友问我，察言观色、揣色侔称地揣度书法“国展”评委等权威人士的好恶及书风，以便赶紧照猫画虎、如法炮制。于是所谓“流行书风”翕然风从。这，不知算不算一种夤缘攀附？我回答说，这当然也算。这还要算是好些的——因为他们的心思总归用在了“字”或者说“书法”上。据我所知，还有等而下之的种种。所以我想，我们要提倡“蝉”或日“蝉蜕”精神，用以提升书法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和高尚峻洁的人文精神境界。当然，与之同时，我们对所谓“流行书风”的作品，也要作具体分析，其中确有表现自己独特艺术个性、独到艺术感悟和独异艺术表现的好作品。总之，我们对一切艺术现象和艺术作品都不能一概而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蝉蜕”还状喻了一种洁身高蹈，断然不肯同流合污的精神。显例便是《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的：“自疏濯淖污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漂游尘埃之外。”在这点上，动物的“蝉”与植物的“莲花”相类，俱是“出污泥而不染”的典型。《儒林外史》第五五回中便有“今已矣，把家冠蝉蜕，濯足沧浪”之说，这自然表明了其人高蹈自适、隐逸林泉的高洁志向。

 唐代著名诗人高适在《赠别王十七管记》诗中吟道：“浩歌方振荡，逸翮思凌励。倏若异鹏搏，吾当学蝉蜕。”由“鲲”而“鹏”，与由“蜕”而“蝉”的转变是迥然有异的：前者是风雷激荡、云水震怒，一种惊天动地的变革；后者是阒无声息，潜移默化，一种发生在自身的内在修行。这便启示我们：书法艺术水平或曰造诣的提升，不是一种外在的张扬声势的炒作和喧嚣，而是一种内在的潜心静气的体悟与会心；不是一种风云际会、一蹴而就的突变，而是一种需要通过书家自己即包括书法实践、书学理论在内的学识修养，经过长时间的浸润、汲取、积蓄、丰富而产生的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

 此外，“蝉蜕”还有“去故就新，弃暗投明”的喻义——这里的“暗”和“明”可训释为“愚昧瞢暗”和“睿哲明智”。《后汉书·张衡传》载：“欺神化而蝉蜕兮，朋精粹而为徒。”李贤注云：“言去故就新，若蝉之蜕也。”对于一个钟爱书法艺术的书家来说，书法难道不是一个一生不弃不离、形影相随的朋友吗？那么，不适合自己研习的书体，不正确的临池或学书习尚，不健康的审美情趣，不作分析的狂热追慕乃至盲目追随，甚而至于沾染上那些浮躁心理和夤缘攀附，单纯追求润格效应和市场价值等不良风气，难道不就使得书法成为了一个沾染了种种不良“嗜好”的故友了吗？更有甚者，是书家本人。对于上述种种，“暗”于体味，“暗”于察觉，“暗”于了解，“暗”于认识。这便如《孟子·尽心下》里说的：“贤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以其昏昏”何能“使人昭昭”?“使人昭昭”只是“其昏昏”然的自我错觉；“使人昭昭”者，乃“其昏昏”也。唯其如此，我们就是要唤醒这些处于“昏昏”状态中的习书者乃至书家，使他从“昏瞀瞢暗”的“暗”中惊醒起来，走向“睿哲明智”的“明”，也就是由“昏昏”走向“昭昭”，成为一个由“自在”走向“自觉”的“贤者”和“智者”的习书者或书家。这，可说便是另外一种“去故就新，弃暗投明”的“蝉蜕”过程。

 倘若在上述过程中，书家的“去故就新，弃暗投明”进行得异常的深透、彻底，那么，也就有可能达到一个“脱胎换骨，多指修道成真或羽化仙去”的极诣境界——这便是“蝉蜕”的另一喻义，亦谓之“羽化”或“蝉化”。毋庸讳言，有哪一位书法研习者，不愿意自己“修道成真”、“羽化”或日“蝉化”而“登仙”，成为真正的书法家呢?那么，他就必然要经过一个由“昏昏”到“昭昭”的“去故就新，弃暗投明”的“蝉蜕”过程。而这两个“蝉蜕”即在“去故就新，弃暗投明”和“修道成真，羽化登仙”之间，我看似乎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倘若没有“前因”，也就没有“后果”。由此可见，一位书家由自己对自己认识的“昏昏”到“昭昭”亦即由“自在”到“自觉”的这前一“蝉蜕”，便是后一“蝉蜕”即“修道成真、羽化登仙”或曰成为真正书法家这一逻辑归宿的不可或缺的逻辑前提。值得深长思之的是，一位真正书家成长和成功的过程中，它的逻辑前提或曰起点和逻辑归宿或曰终结，都可以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找到有关的“蝉蜕”喻义。这实在是一个很有趣味的审美文化现象。

 我认为（其实也是诸多书法同道的共识）在艺术实践特别是艺术创作中，存在着一种“结壳”现象。所谓“结壳”——宋代大诗人陆游在自己的诗作中将这一“结壳”现象喻之为“作茧自缚”。其实，“茧”正是蚕结的“壳”，只是将“结壳”的喻体，更加形象化、具体化了。我们在艺术实践特别是艺术创作中所说的“结壳”，就是把自己的艺术技巧、艺术手法、艺术趣尚乃至艺术想象（包括进行艺术创造过程所适用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都渐次趋于定型化、僵化了。特别是在书法实践或书法创作之中，一旦形成意在笔先的思维定势之后，一濡墨挥毫，其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皆因循守旧地形成了大体僵化的固定模式；就连何处中锋取劲，何处侧锋取妍，何处回锋用转，何处衄锋用逆，也相沿成习地养成了轻车熟路的惯常手法；至于行笔直画，或如“悬针”，或如“垂露”，或如“屋漏”，或如“壁坼”，囿于陋习，总是露出了邯郸学步的窘态；有人崇尚骨法，虽也笔笔擒定纵出，遒紧拓开，却未得劲健挺拔的雄强之势；有人偏爱肉法，纵使时时疏处捺满、密处提飞，亦难得肥瘦匀停的绰约之态。何也，东施效颦、矫揉造作的固态萌发也。这种定型化、僵化，莫如唤作“僵尸化”——因为他已经渐次销蚀乃至完全失却了创造的鲜活生命，只是大同小异、日复一日地在“壳”内了无新意、了无创造地或则简单、或则繁缛地不断重复自己罢了。用艺术哲学的话来说，“结壳”现象，便是一种对自己艺术创造或曰艺术生命的“否定”，那么“破壳”而出，便是对自己艺术创造或曰艺术生命的“否定之否定”，即是对重新获得艺术创造或曰艺术生命的“肯定”。有朋友说，那么，照这么说来，“蝉蜕”现象，也应算是一种“结壳”现象了。我认为这位朋友说得对，但不完全对，要做一点具体分析。“蝉蜕”用如名词时，便指的是蝉自幼虫变为成虫时脱下的“壳”；这个“壳”尚未于幼虫身上脱下时，便是一种颇类于蚕茧的“结壳”现象，它束缚或日桎梏了蝉的幼虫向成虫的转变；然而，幼虫一旦“蝉蜕”，便成了成虫，这个用如动词的“蝉蜕”，其词义和词性皆与“脱壳”、“破壳”相侔。这便是中国语言即汉字字义中蕴涵着辩证法的独特现象。你看，“蝉蜕”，既是蝉的生命成长的桎梏，又是其生命成长的解放!前后两个“蝉蜕”，既是矛盾的、对立的，又是辩证的、统一的；包孕了“否定之否定”即“肯定”的这一辩证法的发展历程。

 这里须赘一句，西哲黑格尔出于某种无知而鄙薄汉语，认为汉语了无辩证法，而举德语之“奥伏赫变”（“扬弃”之音译），谓其兼蕴“灭绝”与“保存”即“弃”与“扬”之二义。钱钟书于《管锥编》融贯古今、旁征博引，列举一系列的例证，予以严词驳诘。如“乱”兼有“治”的含义，“废”兼有“置”的含义，等等，完全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蝉蜕”也应是一个包含着生命哲学及艺术哲学意蕴，且充满辩证法的独特例证。须知“结壳”即释为桎梏意义的“蝉蜕”和“破壳”释为解放意义的“蝉蜕”，同是生命或艺术生命中的必然。这里也用得着黑格尔一句名言，即凡是存在的，必然是合理的；反之亦然。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反省自我，解除桎梏，“破壳”而出。这里有一个认识论亦即方法论的问题。此认识论、方法论的学得，须有一种肯于虚怀若谷的胸襟，一种敏于感觉体悟的神思，一种善于借鉴反省的精神和一种敢于破除桎梏的胆识。

 我曾问朋友，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是什么意思？他们往往说：“有朋友从远方来了，难道不快乐吗？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非也。问题并不像朋友问答的这么简单，而是一个与我们所讨论的“蝉蜕”有关联的问题。那么，圣人讲的“朋友”来了，便“乐”，可为何而“乐”呢?关于这一点，我翻检过一些传统文化典籍，如明代焦竑在《焦氏笔乘·读论语》中解答了我们的质疑：“有朋自远方来者，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也。举夫人之桎梏而蝉蜕之，朋之乐，我之乐也。”这便是说，对于从远方来的朋友，要以他先于我们的感知（笔者按，此“感知”之义，取《毂梁传·僖公十六年》之“石、无知之物”释义），代替并作为我们后于他的感知；要以他先于我们的觉悟（笔者按，此“觉悟”之义，取《公羊传·眼公三十一年》之何休注“觉、悟也”释义），代替并作为我们后于他的觉悟。指摘（笔者按，此“指摘”取《苟子·不荀》之“举人之过”之“举”释义）束缚人们的桎梏，让人们像“蝉蜕”一样地解脱出来，这样一来，朋友的快乐，也是我的快乐了。一如前述，一向“暗”于体味，“暗”于察觉，“暗”于了解，“暗”于认识的我们，倘在虚怀若谷地向朋友学习的过程中，善于借助朋友在感知、觉悟上，先于我们发现存在着的诸如局限性或定型化等弊病，指摘出来，帮助人们也是帮助自己解除了在感知、觉悟上束缚人们和自己的桎梏，从而获得正确的认识和方法，由“暗”而“明”，破“旧”立“新”地“蝉蜕”了，你说朋友和我们大家，能不高兴吗？这样的“蝉蜕”精神，难道不值得我们——特别是书法研习者乃至书家，深刻发掘、潜心研究，确切阐释和大力提倡吗?

（载2008年1月9日《书法导报·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