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守望灵魂的太阳与月亮——秘锡林

 唐朝大诗人王维诗画兼擅，以诗写画，以画赋诗，诗画交融，使这两种本不相同的艺术形式在融合中产生一种独特的魅力，故苏轼在评其诗画时，有味摩诘诗，诗中有画；观摩诗画，画中有诗的妙论。确实，我们读诗读画，每每于欣赏之余，在这两种艺术形式之间可以

 产生一种通感：觉得画便是无言的诗，诗乃是无形的画。中国艺术向来讲书画同源，河北书协主席旭宇先生则进一步认为，诗亦是书，书亦是诗。书法作品应该是书家某种情绪的宣泄，而诗歌创作中作者对节奏、韵律、情感、意境等等的追求与感悟则同书家挥毫时一样律动

着一种强烈的主观感觉。所以旭宇先生在一首《自题》诗中写到：“左肩是诗歌的太阳／右肩是书法的月亮／灵魂的全天候照耀／生命在宣纸的积雪里／生长汉字的魔方……。”

 由诗而书，由书而诗，这种打通诗书艺术特性的理解，应该说是一种比诗画更高层面的理性与感性结合的认知。诗画可以通过形象的转换沟通，而诗与书却只能通过作者与欣赏者之间比较抽象的主观感觉来沟通。对于古人的许多书法作品，我们是可以当作抒情诗来读的：王羲之兰亭雅集之际写下的散发着晋代士族雍容典雅，优游裕如气息的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颜真卿在得知侄儿被害之后悲愤疾书，不加雕饰，因而透射着一种浩然正气与捶胸悲歌般悲怆之情的《祭侄稿》；颠张醉素狂草的不羁；徐渭、金农、八大、板桥书的乖张，不都是一首首个性迥异、真情四溢的抒情诗么?而屈子离骚、太白古风、东坡壮词、稼轩悲歌、清照绝唱，其中的情结，韵致，又有哪个不可以当作绝妙书法来读来欣赏呢?旭宇先生是诗人，他往往以诗人的眼光来审视艺术，尤其是寄寓着中国文人精神的书法，所以他说：

 一副好的书法作品，应该有诗的韵味。旭宇先生是书家，他又常常从书法的本质内核中去把握书法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诗的源渊关系，因此，他又说：书家虽然不必是诗人，但不能不读诗，不研究诗。故此，他每每于诗中透出一种疾迟畅涩、浓淡枯湿的意味，而他的书作，展现更多的则是一种使人吟咏再三的节奏与韵律。

 旭宇先生把诗喻作照耀自己灵魂的太阳。太阳化育万物，他的灵魂深处就蓬蓬勃勃长出诗歌。从六十年代初师范刚毕业起，历经四年为人师，四年大学寒窗，几年塞外大汉、荒原的洗礼，在一九七三年那个艺术的蛮荒时代，诗歌的太阳终于从他的灵魂中喷薄而出，为寂寞的文苑添上了一丝绿意，一束辉光，这便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军垦新曲》  (与人合著》。从此他与诗结下不解之缘，一发而不可收，于是有了后来的《春鼓》、  《醒来的歌声》、  《天风》、  《云·篝火·故乡》等作品集，有了编《长城》，编《诗神》的经历，用诗歌的太阳既照亮了自己的诗心，也用诗歌的太阳为同样有一颗诗心的读者营造出一片诗的绿洲。旭宇先生把书法视作可以寄情托志的月亮，三五月圆之夜或弯月初上之时，那是一缕清辉总能荡尘除浊，使书家的内心得到一种安适，一种慰藉，一种情感得以宣泄的十足的快意。近半个世纪，书法的月亮伴随他度过童年少年多苦多难的求学生涯，伴他面对塞外大汉的雄浑、苍凉，伴他纵马绿草成茵，鲜花盛开的草原，伴他度过塞外零下四十多度的酷寒。旭宇先生在几十年的人生寻觅中始终与书法的月亮同行。从一九七三年参加内蒙古自治区书法邀请展开始，一九八三年参加中国作协与香港一著名画廊共同举办的中国著名作家书展，一九九O年举办个人展，一九九三年到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日本出版《长恨歌》长卷，一九九七年参加文化部主办的迎回归书画大赛得银奖，再到同年当选河北书协新一任主席，以及此后连续两届荣任中国书协副主席，书法之光照耀着他一步步走向辉煌。

 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旭宇先生坚持诗书相生相长的创作模式，近年来尤其致力于书法的研究与创作，旁及书论及绘画，汲文学之泉，灌书法之壤，其书作，碑帖兼融，取帖飘逸之神、碑劲健之骨，以其诗人之性，学者之识糅之，因而其作品倾情见性，极富文人情趣。旭宇先生作书，更多的是借鉴诗歌创作的精髓。其书作，讲究诗的味道，诗的构思，甚至借用“诗眼”之法而造“书眼”，强调书法要有诗的韵味。他认为，一幅成功的书法作品应该有起伏跌宕，有过渡，有高潮，有亮点(书眼)，使整个一画面产生富有节奏韵律的美感。作家为文做诗要讲谋篇布局，进行构思，书法创作同样需要构思；做诗讲含蓄，中国传统绘画讲计白当黑，同样，构成一幅书法作品的，除线条之外，还应包括留白：线条并不是全部，线条之外还应留给读者自己咀嚼的空间，解读的余地。在这一点上，诗书画应该是相同的。我们读旭宇先生的书作，就不难感受到弥漫在他的书作中的这种章法美、意境的深邃美、形式的活泼清新美。单看旭宇先生书作的局部这种美或许并不突出，但把这个局部放在整幅作品中却是完美的。旭宇先生在九十年代初曾著文提出：现代书法已大大不同于古代书法，其实用性减弱，审美性、艺术性空前突出，形式美已经成为当代书法的主要美学特征。书法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而存在发展，必然会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不同的时代对它的笔墨线条以及构图必然要有一种全新的考虑，创作前有成熟的设计，形式美放在首位，内容退居次要这是一种时代的必然。

 在艺术借鉴上，旭宇先生强调多方取法，广收营养，既借鉴古人，又紧跟时代。与众不同的是，他更注重向当代中青年学习借鉴。他认为青年人身上总是蕴藏着无穷的活力和创造力，青年人总是代表着未来，他从青年人那里触摸时代的脉搏，因而他的书作中往往就激荡着一种时代的激情，飞扬着一种青春的活力。

 创立自己的艺术风格大约是每一个书家梦寐以求的理想。对于这个问题，旭宇先生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任何艺术家在开始时总是不成熟的。风格是什么?风格是艺术家行进的足迹，是艺术家执著的追求，是一个过程。所以一个有出息的艺术家，在艺术的旅途上千万不要刻意地去追求一种所谓的风格，如果过分地注重风格，反而会束缚个人的创造性。其实在艺术的追求上，不妨信马由缰，只管耕耘，不问收获，这样，反而有可能自然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一味地追求风格，很容易把不成熟的东西固定下来。近现代许多大家如吴昌硕、齐白石、赵冷月晚年合弃常法取得成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旭宇先生认为，我们民族的血管中流淌着诗的血液，也同样流淌着书法的血液。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孕育了这棵根深叶茂、历史久远而又充满无限生机的参天大树。书法，曾经负载起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那管长不盈尺的毛笔，曾经书写了我们几千年的文明。当然，现在毛笔书写的实用功能已经微不足道，但书法所具有的那种独特的审美魅力，却并没有随着其实用性的消失而消失，而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而使越来越多的普通老百姓着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从艺术欣赏的角度审视书法的美感作用。当代书法的土壤是传统，生存的基础是老百姓，而这正是现代书法赖以生存发展的两大支柱。

 旭宇先生说，在书法创作上我们现在需要向传统回归，我们呼唤一种新的古典主义。回归古典，并不是因循守旧，抱残守缺，死抱住古人，不越前人雷池半步，而是要师古化古，重新找回汉唐时代大气磅礴的精神，借汉唐艺术风格之博大、雄浑、沉毅、古朴、自然以造就我们今天这个伟大时代的伟大艺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应有“大江东去”，也应有“小桥流水”，要强调一种“森林效应”使各种风格、各种流派在相存共生中成长。

 一个成功的书家，首先要以自己的作品说话；一个书协的“好头儿”，则不但要写好字，做好学问，还必须富有远见、富有号召力、富有责任心。自一九九七年旭宇先生主持河北书协的工作以来，在十余年的时间里，河北书协实施新的发展战略，成功地连续承办了国家级的几大展事，在全国书坛极大地提升了河北书法的地位，已经在全国牢固确立了河北书法大省的形象和地位；他首先提出兰亭精神，这种精神已经影响了河北一大批年轻有为的书法青年。

 旭宇是河北书界的“好头儿”。

    (原载《书法界》2006年9月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