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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宇先生是以诗人、书家名世的，岂知先生也是一位博学经史的学者。其学生时代即对古代经典《论语》、《周易》、《老子》、《庄子》等进行过深入研读。这些经典文化无疑为塑就其积极入世热爱社会、热爱生活，同时又旷达超逸、淡泊名利，随时可以进入静谧的诗书禅定创作状态的人格具有极好的奠定作用。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熟读《老子》与《周易》，并且富于收藏鉴赏古代艺术的学者。博学丰富的人生，使其生命流泻的诗歌与书法自然就具有丰厚的内涵。他对学问与书法的关系曾阐述说：“笔法易而墨色难，点画易而学问难，吾先取学问而后作书。书法乃吾之心影，意在笔先，情在墨中，达意则书成矣”。
先生于学术在诗歌、文学、书法、美学、哲学等诸方面皆有独到创建。其多集中反映于其学术著作《旭宇艺术随谈》一书中。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其精髓无疑是儒释道。儒释道各成体系，但三者又是互为联系、互相补充、互为融通的。治学为艺通其一，即可脱俗，然唯有将三者博学融通方能不隔，达至通会之境。常人为学，通其一已属不易，而能达至通会者，则殊为大家通人，睿智贤达。旭宇先生博学儒释道，而尤能融通互证，是为学至臻境。如先生在《枕边多方几部经典》中论说：“《论语》一书，谆谆教导，十有八九是讲人伦道德，也就是人际关系”“孔子把人置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来认识”“老聃明哲，也更通透。……老子讲人与宇宙的关系，主张社会教化要认识人的本性，尊重个性选择，突出了人的主体地位。……所以老子对人的先天性认识更透彻，孔子对人后天作为见道更明白。于是老子对人的理想化存在以引导的方式来实现，是以本治天下。孔子对人的理想化存在是管与束，见得出是以表治天下。”而对于释家，先生则认为：“佛学讲超乎人之外的境界，虽然那个世界也是人间现象世界的另一个版本，但超乎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超乎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精神世界，是一种精神存在”。这种对儒释道三家文化特点和互为关系的阐述可谓精辟深刻抓住了个中关枢
再深的学问如果不能参悟生活、艺术、实践，则只能是死学问。而先生博通经史，又善于参悟化用，因而也就形成了其独到的人生社会和艺术哲学美学主张思想。如其继承儒家积极入世精神，高倡“书法是春天的艺术，永远年轻与前行”，其论“中庸之道”谓之不是折中，而是中和、中正，是含蓄蕴藉，是雅俗共赏。其以道家超逸精神谈艺，主张书宗魏晋，超脱功利，其以禅悟书，主张“书法艺术与禅同体，应清虚为之”。《随谈》中《不入晋格终成俗品》《再谈晋格》《诗书随感》《书法与抒情》《含蓄与艺术》《雅艺术与俗文化》《艺术与解悟》《中庸之道与中和之美》《有与无》等篇章皆为其儒释道文化与艺术的精辟论述。
诗论、诗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悠久传统。如《沧浪诗话》《随园诗话》等名篇，思想深刻，影响久远。旭宇先生不仅是当代诗坛卓有影响的诗人，而且在诗歌理论上也卓有创建。其早在八十年代初即支持朦胧新诗的创作，组织学术研讨会，还撰文《古体诗写作新议》《现代诗应走新古典主义道路》，对古体诗、现代诗的创作方法、方向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旭宇先生以写现代诗名世，同时也对古体诗词深有研究，并有大量创作和许多名篇传世。先生作为执掌八年之久的《诗神》主编，为繁荣当代现代诗和古体诗的创作都提出了自己富有美学思想和切实可行的审美与创作主张。他从美学角度论述诗的的本质在言志、在抒情。而言志不能伦与政治口号的堆砌，应该“通过艺术的语言，通过托具体的形象，来表达人的志向。”其理同宋人以理为诗不足取是一致的。他认为是的永恒主题就是“诗人感情的流露，是人性自然的回归”。而这种情感是人共同的情感，是时代的情感。这种人共同的情感还要通过个性表达出来，才能生动具体。因为“共性是是从个性中提炼出来的。，有个性才有人性”,如果只写共性的东西，则难免流于概念化。在诗的语言上，先生主张要继承古人的凝炼、弹性、和形象性。但不全用文言，要有白话通畅，又凝练含蓄。对现代诗反对两种倾向，一是散文化，一是艰涩难懂。前者混淆了诗与非诗的界限，“诗是从生活、情感、语言中提炼出来的精华，是思想的精华、情感的精华、语言的精华、时代的精华，是我们时代水晶一样的东西，宝石一样的东西，，是生活中的玉，玉还是美玉”。艰涩难懂，脱离大众，只能孤芳自赏也不是好诗。根据当代社会生活和文艺状况，先生提出了当代诗的发展道路主张：“就是现代人加古典诗风的道路，就是新古典主义道路。新古典主义的特点就是：语言精炼、情感真诚、民族形式、时代生活。”为了使当代诗获得更好的发展，先生还提出了“与演唱结合起来，和歌曲结合起来，新诗就长了翅膀，就有了位置、地位、市场，就能普及起来”的主张。总之“新诗要精炼，要走向人群、走向生活，走向社会需要”。
对于古体诗，旭宇先生认为可以继承，但不必被其格律束缚。认为“诗，主为情，次而律韵。”“诗需要发展，需要新时代的律诗。主体变化了，形式也要变化。大体上押韵，大体上符合格律，读起来有古人味道，又有今人情趣内涵就好。这样就不要带着镣铐跳舞，需要解放，真正自由，在诗的味道、情感上、在诗眼上、魅力上、多下功夫，就能重新弘扬传统诗词。”先生强调“今人写旧体诗时，不要因形式而伤内容，应着重注意内容和抒情性，以诗有没有味道为主要标准”。“唐以前的古风，越古越不讲对仗。……形式拿来，能用就用，不可用的，束缚思想的就扬弃”。这是一种抓住诗歌艺术本质精髓，不拘于形式的活脱思想。其着眼点是为传统诗歌精髓的弘扬，是对当代诗歌发展的推动，是为时代群众精神生活的所需。而其诗学思想也由此而体现出时代之精神。
旭宇先生以其融通之经史学养与书法实践在书学上是以晋格、晋韵为旨归的。他在《随谈》中两度深谈“书宗晋格、晋韵”之思想（见《不入晋格终成俗品》）。他认为魏晋是中国儒释道三家文化大碰撞、大交会、大融合的时代，是士夫们崇尚自然，觉悟自我，觉悟人生，表露人性、真情、大自在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等艺术的觉醒源头。书法的晋格本质就是“表现个性，不带功利，而且丰富多彩”，超凡脱俗。只有妙得晋韵才能得其要旨。而作为理念直觉的艺术，书以载道，书以体道，反映熔铸时代审美和精神则是先生执意所倡。
在书学理论上先生另有四个方面的主要创建。1、早在80年代，他就提出了书法应是一门学科，应建立书学理论体系的思想。而众多书法理论家着意于书法学的构建则要到90年代中期了。2、90年代末在先生担任河北书协主席后，在丑怪流行书风盛行，书法审美标准混乱之即，其率先提出了扎根传统、弘扬经典的“兰亭精神”，并将其厘定为：“一是少长成集，群贤毕至，文人相重。二是切磋砥砺，相互交流，共同提高。三是增强修养，充实学问，以品养艺”三个方面，并以之治会，使河北书坛短短三五年便由一个较为落后的省份跃升为全国书法大省。而全国书坛以兰亭奖的举办为标志，二王经典正统书风回归则要到二十一世纪第一季之中叶。3、在《兰亭序》的研究上，先生也提出了“今传唐摹本《兰亭序》之原书非王羲之第一稿，乃是成稿后的二次书写”。并对《兰亭序》创作过程的书家心态与审美做了详细阐发。4、先生于2005年在此当选中国书协副主席并兼任楷书委员会主任后，为推动当代楷书的发展，打造具有时代特征风貌的楷书，经过古今书法史发展规律和借鉴姊妹艺术创作发展理论，掷地有声地提出了“今楷”当代书法承古创新的理念，在当代书坛产生巨大广泛而持续的影响。
2007年8月26日，旭宇先生在中国书协楷书专业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历史上有章草到今草的发展，楷书历史上有魏碑、唐楷的辉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今楷”？“今楷”也是相对“古楷”而言。提出“今楷”，不是否定古楷，是在继承“古楷”精华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对当代楷书创新发展的一种由自然状态到自觉状态的觉悟。对今楷的内涵，旭宇说：我们今天提倡今楷，一定要提倡百花齐放。不要有一种模式。唐楷风格各异，魏碑是千家万户。我们的今楷要有当代人的情趣，这种情趣是多种多样的，形态各异的。具体“今楷”的基本特征旭宇做了较为详尽的描述：1、今楷在点画上要有新意，使楷书线条进一步丰富起来。2、今楷在结体上要有今人自由自在的精神。都说楷书是站立的人，可是我们站立的姿势可以是立正，也可以是稍息，还可以像服装模特一样摆一个漂亮的姿势。3、今楷在布局上，也可以借鉴行草的优势，使楷书成为艺术品，使布局呈现出大小参差错落的变化，给人一种艺术的美感、境界和情趣，使楷书来一场革命。我相信楷书同样会和其他书体一样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4、今楷要能够传达人们的情感。要表现出感情，像诗歌一样言志。楷书能够抒情吗？我看可以！楷书是可以抒情的！5、今楷的书写速度能否进行一些改革？唐楷行笔很慢，魏碑行笔很快。我们的今楷创作能否可以像魏碑一样行笔再快一些？都像唐楷一样缓慢行笔容易导致僵化。6、今楷可以向行书吸收一些东西，向行书靠拢一点。有行草也应该有行楷，“楷”中加点儿“行”的成分不可以吗？写得“行”一点儿不好吗？我们提倡今楷，提倡相互借鉴，但绝不互相排斥。7、墨色要变化与鲜活。“今楷”的书写中，墨色应该更丰富，更有变化，燥润相间，枯湿之笔运用得法，以增艺术魅力。要借鉴、吸收行草的表现手法，墨分多色。8、要简便易书写。这是“今楷”普及的必然要求。要从简化字上受到启发，便于流行，才会吸引更多的人参与。不仅上述这些特点，还要有省略号……
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旭宇主编《今楷论丛》今年3月面世，其可以看作是“今楷”理念及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而先生诸多关于书法的诗，实际也是其书学思想的反映表述。
谈艺术不可能不谈艺术家。《随谈》中所论诗歌、书画谈及古今诗人书画家，先生也多有独胆识见，不迂常论，识常人不识之明珠，批常人膜拜之大家。且言之有理，发人深省。
如其论诗歌其根据诗歌审美特点及历史环境和文化的变迁，指出戴望舒的现代诗将越来越受人欢迎，其艺术价值将越来越获得凸显，而郭沫若等紧跟政治时代之诗将越来越为人们所淡忘。
其论明清画家，特别推崇弘仁，认为境界高于文徵明，也高于唐寅，认为弘仁是觉悟者，所画山水达到辽阔、高远、空灵、豁达的境界。而对当代备受推崇的李可染，虽然其画在市场上拍价很高，也认为和弘仁比较就俗多了。
对康有为推崇的，今人中日许多书家追摹的张裕钊，先生认为其能把魏碑写出自家面貌，见棱见角，内圆外方，是他的贡献。认为其大字很有气势，小字，用魏碑写的小型草更见功力，更精妙。但他的书法存在着点划僵硬，象美术字，过于模式化，缺少情趣，艺术性不足。
对近现代画家，他慧眼识珠，指出隐居邢台小城的白寿章书法超过齐白石，草书不在林散之之下，要在谢无量之上。绘画次于齐白石，高于李苦禅。对于林散之先生认为其其线条比较婉转、结字结构较长、注意墨色变化但在线条质量上，结体的大小变化上，线条的变化上还有待于提升，称其为“草圣”则有些过头。
艺术批评要有识见、有良知、有标准、有真诚公正之心，才能发他人有所知而未曾言，道他人可明未明之独见。旭宇先生随意点评，立见高论，正是其渊博学养和艺术造诣综合运用之表现。
旭宇先生曾说：“作家要有分身术，站在山内看山外，站在山外看山内。”人们又说；“若论诗，则功夫在诗外”。一名大艺术家的造就实际最重要者乃其艺术之外大文化学养的造就。若仅执一偶，难免孤陋寡闻，盲人摸象，坐井观天。艺外之境者乃艺术之大境，真境。旭宇先生艺术随谈除谈其着力实践的诗歌书法外，还广泛涉猎城市文化、玉石文化、磁州窑文化、相声艺术、艺术品市场、杂志封面等社会生活艺术内容。这些都是其广博学养和睿思的对诸种生活艺术的观照。也是其诗学、书学思想艺术观念的丰满补充。
城市是居住文明、生活文明、建筑文明等的综合体。先生从石家庄与杭州的就比较中，谈城市文化的品味与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城市建设要重视有无的关系，认为“明暗相称，有无相间，这才叫立体感，这才可称合理。……只强调了有，楼挨楼，路串路，不留空间，太闷太堵，人要窒息”。“有好的艺术与文化的城市，经济上才能飞跃”“文化之城多雅士，文化之城多才子，文明城市、文明环境必多文明风气”。而两相比较“杭州有湖、有园林、有绿地，体现着和谐，合理的美学关系，它的文化品位与艺术品位的许多重要内容其实都体现在对这种关系的把握中。……文化艺术是杭州山水的灵魂……不但地上美，空间也美，再加上风景美，三美毕至，是座有风，有水，有好风好水的城市。”“而石家庄没有历史积淀，没有文化积淀，今日也不可老守着‘庄’的意识，要追赶潮头，与时俱进”。在这城市文化的比对描述中，作者内心是对城市发展的忧虑。他指出“城市文化品位与艺术口味，关系着城市的整体进步”，城市文化的不足，必然拖累其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进而他提出城市的管理者不仅要懂经济、政治，也要懂文化，重视文化，建设文化。
其谈相声，忧其大俗大雅文化内涵的失落，而日落庸俗之渊。先生认为相声是包袱、语言、表情表现三者合一，体现了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审美追求。历史文化的缺失造成相声的时尚化、庸俗化和低级趣味。含蓄少了，直白多了。历史文化内涵少了，无味的调侃多了。相声应该扎根文化的沃土，说俗不俗，谈雅更雅。
由文化观照艺术，旭宇先生认为艺术有技法、内容的多层结构，其最深层的，也是最感动人的就是艺术的内核。“艺术认识能通过表象特征而达于艺术内核，以内核为美的创造起点，才有美的创造自觉性，也才有自觉美的创造。”而当代人搞艺术往往过于注重形式技巧，而忽略内在之情思。如相声、书画等等，有多少人昧于技巧形式，而丢却了文化核心内核。要追求高境界艺术，务须艺中有道，道中有艺。作者的主体人格文化修养及艺术创作构想都极为重要。以此也可看出作为学者文人的旭宇以传统文化观照艺术审美与创作、欣赏的原理，提出诸多实质性学术美学创建。
以上诸多以文化对社会、城市、生活及艺术的宏观而本质观照，实质体现了一位中国当代文人自觉的社会文化历史责任与担当。也是其以儒学为业，以道释参艺，博学通识的发于内及于世的当代自觉文人之品格。
钱钟书的治学讲“能入、能遍、能透”，入而能出，遍则不偏，通则无障，此实为治学术之大要。先生论艺，随兴而谈，表似随意，实则是其一生之不懈修为，深具“能入、能遍、能透”之品格。通过窥读先生融通儒道释及文艺之博学与湛思，在我们沐浴其睿智卓见渊源之即，也可直接体会其博学修养之人格魅力风采。
胡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