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逆境雄才话旭宇——蔡子谔

一

　　当代著名诗人、书法家旭宇的小学发蒙，是1949年唐山市玉田县刘家胡同村上的。刘家胡同村和许家桥村同在还乡河的西岸。旭宇从刘家胡同村去许家桥上小学，要从家里沿着柳树成荫，芦苇青青的还乡河堤，徒步向南走上多里路。

本来，1949年春，唐山、天津相继解放，旭宇他父亲领着他到许家桥小学报名上学。可学校老师嫌他太矮、太小，没有收。小旭宇噘着嘴，老大不高兴地回来了。当年夏天之后，农村小学歇了“麦假”，就开始了新的学年。这回，小旭宇，以许玉堂这个学名，成为了一名正式的小学生。他们班一共有二十多个学生，最大的已经二十出头，全然是一个精壮小伙了。旭宇仍然是他们班最小、最矮的学生，但他的成绩却是最好的。语文、算术总是在全班考“双百”，得“第一”。老师很喜欢他。

旭宇高小毕业后，以其优异的学习成绩，本想报考唐山一中的，但那需要有唐山市的户口。无奈只好上了区里的窝洛沽中学。中学离家11华里，每天早晨都是6点钟——夏天5点钟起床，急煎煎地赶到学校，将按时上7点钟的早自习。这样在家便顾不上吃饭，通常都是在道上边走，边啃一个红高梁饼子，冬天往往吃一个昨天剩下的凉山药。由于他品学兼优，享受最高的助学金——每月二元钱。旭宇一分钱不剩地如数交给了父母，贴补家用。

暑假，他便在学校里当小工，搬砖和泥，挣几元钱，一则用于下学期的学杂费和书本费，余下的仍补贴家用。初中上了二年，由于学习成绩超拔卓异，思想进步，便提前毕业保送唐山玉田师范。在玉田师范毕业后，他又以优异成绩和又红又专的突出表现留校了。他18岁那年，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在当时，是多么叫人羡慕不已的荣耀啊！

旭宇作为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虽然年轻，涉世未深，且刚刚参加工作，他将怎样处理和解决自己的本职工作和心中的理想呢，因为他从小学起，就萌发了当诗人的美好憧憬。

我们知道，谨言慎行，奋发勤勉，是旭宇学习、工作一以贯之的不变前提和永恒信条。在学校里，他懔遵恪守学校一切规章制度和领导的所有指示，尊敬师长（老教师），友善同事，关爱学生；在教务处，他不避繁难，几乎包揽了包括安排课程、起立草、誊抄文件，张贴布告，乃至在教务处办公室打水扫地等内勤杂务之类的琐屑工作；在课堂上，他总是首先将自己精心书就的范本悬挂在黑板前，然后根据自己的读帖感悟，“临池”心得，耐心细致地讲解给学生们听，使他们如坐春风、若沐甘霖，涓涓滴滴地沾溉着求知若渴的干涸心田。

旭宇在教务和教学工作的余暇，在节假日，在学校响过了熄灯铃声之后的阒寂夜晚，他才暗暗地放飞栖息在他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诗”飞翔翅膀：

天空，多么辽远，那么晶蓝，多么深邃！/我常常独望这天边的天海。/……那双翅好锋利啊，/削落一天的风雪雷电。/那灵魂也够顽强，/所以，这一望无垠的空宇，才属于它。自由才属于它。（旭宇：《飞翔的翅膀》）而此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中国广播函授大学中文系课程的业余进修。

由于旭宇把握住了对自己命运认识的某种必然性，因此他获得了朝着自己理想的天空飞翔的自由。1964年，旭宇成为玉田县唯一一名保送推荐报考河北大学教育系的青年教师，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

在河北大学上学期间，由于旭宇是带工资上学的。每月24.5元，他除自己留下8元伙食外，其余全部寄给父母，补贴家用。寝室里住8人，有上下铺。同学们大多喜欢睡下铺，不用说，因图方便。而旭宇偏偏喜欢睡上铺。因为在上铺一躺下来，他便完全沉入到一个自由阅读的无限美好的天地里。什么《教育学原理》、《心里学教程》等这些课程，他在课堂上便完全把它们“消化”了。而他所喜爱的文学、历史碑帖之类，他大多在图书馆里阅读，因那里查阅工具书和相关资料更方便。而在床上躺着反复“啃”的，则是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当然还有《庄子》，等等。
　　圣人孔子的许多话，真是千年不易的真理。“知之者不如为之者，为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这便是说，知道什么是“仁”，不如喜好“仁”的，又不如以“仁”为快乐的。因为“好”可能只是出于一时的兴趣，而“乐”则是内心情感的要求和满足，不因外部的环境而改变。正如李充深释的那样：“好有盛衰，不如乐之者深也”。“知”、“好”、“乐”可谓是循序而进的三种境界。“乐”——处在的规范最终化为内在的心灵的愉快和满足，外在和内在、社会和自然在这里获得乐人的统一。孔子讲的是习“仁”，但却具有普遍性的研习规律：停留在语言上的认识，不如按照道德规范来行善；而当作人生的“美”的艺术从精神上来享受它，才是最高境界。西哲不是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吗？旭宇想，我对“诗”对“书法”的喜爱，并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不是表明我已经获得了最好的老师、登临了最高的学习境界吗？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老子是讲“道”的。确实是“道可道，非常道”。将老子种种关于“道”的说法，归结为一句话，便是“涤除玄览”。所谓“涤除”便是洗垢除尘的意思，也就是去尽一切功利和私欲的打算。所谓“玄览”，是深观远照的意思，既非一般的感觉，也非抽象的思考，而是一种理性的直观。庄子的“身与物化”，便是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超功利和与自然相和谐的审美境界。这些都是审美或曰研习诸如诗和书法等艺术，所需具有的重要特性、天然禀赋和审美心境。美的“诗”和“字”，旭宇一眼便能看出，他觉得自己便便具有这种理性直觉的天禀和超功利的审美心境。他对诗美和书美的追求和求索，完全诗超功利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因此，他充满了乐观的自信和自信的乐观！

在河大学习期间，旭宇已写了大约四五百首诗了。订成厚厚的两本。有时，也从中选录自己可意的几首，冒昧地寄给文学刊物如《河北文学》、《新港》等。但他苦苦等来的结果，往往是石沉大海的无结果。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热爱和自信。他愈挫愈奋、再接再厉地继续努力着……

　　二

　　1966年，旭宇和本系部分同学到农村搞“四清”。他自觉找了一家最贫困的鳏孤贫农老汉家住下乐。老汉家真可谓家徒四壁，除了铺在炕上的一张苇席和露絮的破被褥之外，还有一口白木棺材，做饭的黑黢黢锅灶和几个破旧粗瓷碗外，别无他物。有时连萝卜咸菜都吃不上，在锅里舀半碗温吞水，再扔几颗粗盐粒，搅合搅合，用玉米饼子蘸着吃。干起活来，起圈担肥，他总是拣这些最脏最累的活儿。受到当地老乡和“四清”工作队领导一致好评和多次表彰。 

不料，无端飞来一场横祸。旭宇担任“四清”工作队副队长时，由于他和同学们的关系亲密，所以大家有掏心窝子的话，都愿意找他唠叨。中央“5.16通知”下来之后，许多同学纷纷找到旭宇，要求“回校闹革命”。他便及时将这一要求反映给分团总支书记。总支书记是河大的一位系总支书记。她急忙给河大党委挂了长途，请示四清的学生要求“回校闹革命”怎么办？党委的回答是四个字：“坚决制止。”
　　在农村“四清”的河大同学，大抵受到北京和全国波澜壮阔的“革命”形势的激荡，强烈要求回校闹革命。大家找到旭宇，激昂而愤怒地责问他。他只好找总支书记反映同学们这种高昂而激愤的情绪。不料，过了一天，总支书记召集河大其他的同学干部，布置了批判旭宇的大会。

山风呼啸、黑云翻滚，茅草春蒿在急风中瑟瑟索索地发抖……批判大会是在飞着草芥和尘埃的打麦场上进行的。虚拟的、无端的判让，旭宇惊呆了！从上学第一天起到今天为止，他总是作为优秀学生、先进教师，受到无数次的表彰和奖励。就在前几天，总支书记的表彰，还尤言在耳。怎么瞬息之间就便成了“破坏四清”、“对抗党的领导”、“搞宗派，拉山头”这种疾言邃色的怒斥、责难和反诘了呢？大会批了小会批。旭宇陷入锥心的痛苦、填膺的孤愤和恐惧的孤疑之中……甚至他的不怕脏、不怕累地专拣脏活儿累活儿干的突出表现，也变成了“臭显摆”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愆尤；他给贫下中农扫地担水、砍柴起圈，也变成了“腐朽、拉拢贫下中农，骗取信任和表扬”的诡计。批来批去地批了将近半个月。这半月，旭宇夜夜难熬，不仅挨批判时难熬，批判会散了，躺在床上，睁着双眼睡不着也难熬。心想：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是什么？他从此坐下了神经衰弱的病根。“四清”工作总团的书记，是海军某部师政委。他知道后，很生气地说：“许玉堂一直表现很好，有什么问题？”正当他要亲自出面干预时，省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文件都到了。要求“四清”工作队的大学生，一律回校闹革命。 那个总支书记，将大家召集起来，将文件念了一遍后，大声郑重宣布道：“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文革和省委文件精神，闻风而动，立即回校闹革命。”她的态度昂扬而激愤，好像这正是她所殷切期盼的。至于批判旭宇的事，只字不提，好像根本未曾发生过一样。
　　8月初，旭宇和搞“四清”的同学们回到久违的河大，河大已被大字报乃至红色标语的“红海洋”所淹没。这时旭宇和“四清”工作队的同学们都明白了，“批判旭宇”，实际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一条所谓的压制革命的资财阶级反动路线。其目的是为了“杀鸡给猴看”，使别的“四清”工作队的同学们不敢再轻举妄动。大家彷佛受了骗，恍然大悟，都纷纷劝说旭宇反戈一击。旭宇却摇了摇头，淡淡地说：“事情都过去了，算了。”旭宇说罢，便默默地背诵起庄子的《逍遥游》来……

三

　　没容旭宇“逍遥”，很快便被裹挟着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因毛主席语录和最新发布的“最高指示”，以及红卫兵组织的大字报都要他来眷抄——他的毛笔字写得好是全系闻名的。他书写的时候，很多同学围着看，啧啧称慕不已。甫贴墙上，墨迹未干，有的毛主席语录便被人揭走了。待找见时，发现已贴在了某战斗队的办公室或者宿舍里。如果将毛主席的语录喻为“金玉”，那么，这种现象可谓是“不翅金玉”了——这里有个典故：元代书法家康里巎，“识者谓得晋人笔意，草犊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不翅金玉”就是不翼而飞的“金玉”。其实，“金玉”里，已经实实在在地包蕴着旭宇书法的审美价值了。不然，为什么别人抄录的毛主席语录没有人揭来呢？但，这种实事求是的解释，在当时说出来则是大逆不道的。大家心照不宣罢了！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旭宇与同学们来到首都北京。最高统帅接见红卫兵小将和到北大、清华看大字报的激动和新奇退潮之后，旭宇便来到北海，边闲游，边寻觅——因他听有人说“三希堂刻石”就在北海小山的一个石室里。

“三希堂”是清高宗弘历即乾隆因征得《快雪是晴帖》、《中秋帖》、《伯远帖》三间晋代珍惜墨迹，遂名其室。乾隆十二年（1747年）出内府所藏法帖墨迹，敕梁诗正、蒋溥、嵇璜、汪由敦主持编纂，宋璋、扣住、二格、焦林四人摹刻。收历代书家134人，340余帖，共495石。摹刻精良，点画毕肖；拓后将订成册，这便是卷帙浩繁的《三希堂法帖》，全称为《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堪称丛帖之巨制。乾隆十九年，又出内府所藏褚遂良等墨迹命蒋溥，汪由敦、嵇璜等编校，焦国泰镌刻成《三希堂续帖》即《墨妙轩法帖》凡四卷。道光十九年（1839年）于原石上镌刻精美纹饰。世人竞相传拓，流传极广。这些情况旭宇是烂熟于心，并勾起了他要亲眼目睹、亲手摩挲一下这些圣物的迫切愿望和审美期待。

　沿着波光潋滟的北海西岸，款步走上小山坡，其石突怒偃赛，负土而出。坡上树木，苍翠葳蕤，十分喜人。就在这草木掩映之中，显露出一个黑幽幽的洞——想来这便是“三希堂石室”了。过得洞去，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洞壁发出一种晶莹温润的青色幽光！旭宇走进一看，这不正是书圣王羲之《快雪是晴帖》的刻石吗？王羲之早岁从卫夫人（铄）学书，后纵览前代名家法书，遂博采众击，精研体势。草书多取法张芝，真书得力于钟繇，增损古法，一变汉魏朴质书风，创造出优媚劲健、研美流便的今体，故有“书圣”之誉。旭宇伸出手去，小心翼翼的摩挲那些凉丝丝、光润润的石碑，仿佛触摸到了玉壶冰魂，瑶台月魄的灵光彻照，心有颖悟，好像一下子明白了“王字”的真谛一半。石勒的《中秋帖》，格外能领略王献之那气势开张、英俊爽迈的“破体”似的……。看着，看着，就到了“关门”清园的时候，他怀着一颗怅然若失的心走了出来。第二天他买了两个烧饼有备而来，他又整整在“三希堂石室”里盘桓了一天，当落日熔金的橘黄光线斜射进洞口时，又到了要依依不舍的离开时刻了。那位女管理人员看着他流连忘返的样子，和蔼的柔声问道：“这位小将，一天不吃东西不饿吗？”这时他才想起了自己带着两个馒头，还好端端的揣在衣兜里哩——只是早已冰冷邦硬了！

　　此后，旭宇又到了陕西西安的碑林，泰山的摩崖石刻，潜心观摩或者说顶礼膜拜了这些中国书法文化的宝贵遗存，大大加深了他传统文化的历史沉淀，开阔了他艺术文化的目光胸襟，提升了他审美文化的情趣品位。

　　四

　　1968年10月末，旭宇从河大教育系毕业了。这时的大学毕业生已经加入了知识分子的行列。知识分子那是由个社会地位等级的绰号，名曰“臭老九”。与臭名昭著的“地、富、反、坏、右、敌、特、现（行反革命）”排成一列。这难道不叫知识分子叫苦不迭、自认倒霉吗？因此，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接受再教育和改造思想，是一种不可遏制的火势和潮流。旭宇被分配到38军112师所属的高碑店砖厂，接受“兵”的再教育。
　　砖厂有两个大学生连即5连和6连，大多来自“天津师院”，“承德医专”和“河大”的高校。旭宇被分到6连人副指导员，指导员和连长等正职，都是解放军担任。
　　既然是接受再教育或曰劳动改造思想，生活条件的艰苦自不待言。他们的大工棚住三十多人，上面仅盖着薄薄的石棉瓦，十冬腊月生上一个地炉子。
　　尽管旭宇从小便接受过艰难困苦环境的磨砺，但砖厂的生活条件之苦，特别是劳动强度之大，仍让他感到瞠目结舌。
　　旭宇他们大学生联的劳动任务，主要是拉胶皮轱辘的小拉车，王窑里商砖坯；俟烧好后，在从窑里往外卸砖。送坯时，一车坯1200斤，自己驾辕自己啦，遇到沟沟坎坎，拼死利用劲时，人的躯体与地面几乎成了一张绷紧了弦的弯弓，倏如激箭般般射向地面的，是雨点飞溅的汗珠。
　　特别是从窑里往外卸砖时，窑内温度高达摄氏80度，一边用胶皮管往上泚凉水，一边出窑。水泚在还烧着暗火的砖上，蓦地腾起一股白蒙蒙的灼热烟雾，特别是溽热的夏天，人在窑上多待十几分钟，便会窒息过去。凉水没烧透的地方，砖上的暗火能将毛发灼焦，即便是戴着帆布手套得手，也能烫起燎泡来！
　　清纯如火，烈火淬钢。青春的旭宇和同学们，意气风发、自觉自愿的要在这革命的熔炉里百炼成钢。

旭宇与天津师院和河大中文系的毕业生们，成立了一个新闻报道组，由他担任组长。他们的任务是将思想改造或者说“学军”的成果，及时报道出来，以表明毛主席指引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比英明、正确、伟大。他们学生连半个月休息一天。他们就利用着极其宝贵的一天，来写较有分量、篇幅较大的通讯报道稿子。那些篇幅较为短小的，他们就得在下班之后，挑灯夜战了。
　　他们这个新闻报道组，在旭宇以身作则的带动下，硕果累累。他们的通讯报道高，在《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过3篇，《光明日报》头版发表过2篇，至于《解放军报》、北京军区的《战友报》等的头版，发表就更多了。无论是国家级大报头版，还是一般报纸普通版面的上稿率，都在38军名列第一。转眼之间，一年零三个月的接受再教育期满了。要对他们进行再分配了。何去何从，对于它们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猜不透的“迷”。

　　五

　　1970年1月的一天，一辆吉普车一直开到了6连连部。北京军区政治不来了两位首长，分别招旭宇和其他的五个人谈话。嘘寒问暖之后，便问他们的“学军”体会，“学毛选”心得。最后问他们愿不愿意入伍，当解放军？旭宇和他的同学们高兴得差点要蹦起来，都连声说：“愿意，愿意。”从被改造者，成为了改造者，意味着“质”的转变。须知其他的同学，不是到中学教书，就是到工厂当工人。旭宇无疑是他们中间的姣姣者。

旭宇由于报道组的出色工作，加之文笔好，思想锐敏，劳动锻炼表现突出。一入伍，便是副连职干部。旭宇等人到北京军区政治部报道后，便被分配到内蒙古建设兵团从事宣传工作，当《兵团战友报》的记者。因为那时“苏修”在边界地带陈兵百万，剑拔弩张。他们处在“反修防修”的前沿战线，时刻都准备流血牺牲或曰为国捐躯。鼓荡起一股大漠戍边的慷慨悲壮豪情。
　　《兵团战友报》社共有24人，来自五湖四海：由北大、南开，也有上海复旦的毕业生；大多数是学中文的，也有学教育、学历史，乃至学工科的。大家在一起十分融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相互关心，生活工作十分愉快。
　　报社的领导，是上级派来的北京军区新闻科科长，团职干部，任报社副总编。不久升任总编。他待人和气，又是与大家商量，放手让青年记者担重担。因此，他们的《兵团战友报》办得很活，很有朝气和锐气。北京军区有的宣传干部认为，《兵团战友报》在某些方面比《战友报》还出色。
　　北京军区在内蒙乌兰查布盟（磴口）有两个师在那里屯垦戍边，战士都是一手拿锄，一手拿枪，屯垦战士，完全是军事化管理。旭宇便被派到那里当记者兼1师3团3连副指导员。
　　乌兰查布盟处于一望无垠的大戈壁，气候十分恶劣。一刮风，便是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当地的民谚道：“一月刮九场，是风收三日。”“收”就是风消歇下来的意思。这样讲，也便是日日刮风，断无消歇，极言风沙之盛。此外，便是气候的温差特别大。我们在小学地理课本便熟知有关描摹沙漠气候特征的谚语：“早穿棉袄午穿纱，怀抱火炉吃西瓜。”正是大戈壁这种骤冷骤热气候的生动写照。
　　1970年7月调回报社。这时他与河大中文系的郑桂富经常在一起探讨诗的写作，也都让对方读了自己在当时还算是较为隐秘的诗作。他们当时最服膺的是贺敬之、李瑛等人的诗风，最适宜表现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具有较为浓郁的民族色彩和芳香的泥土气息；同时也适宜于表现他们屯垦戍边的军垦战士的战斗生活。他们已经跃跃欲试的开始用诗的节奏和韵律，来表现他们“站戈壁、斗风沙”的充满着战斗豪情的多彩生活了。
　　就在这时，《人民日报》的副刊上刊登了新诗。他们读后新鲜极了，兴奋极了。更激起了他们写诗的强烈的愿望和浓烈的兴趣。他们曾大胆的谋划着在不久的将来，在他们自己办的《兵团战友报》上发表一些他们的诗作。而现在的迫切任务，便是全身心投入的潜心静气、殚精竭虑的写出好诗来。

然而，正当旭宇于郑桂富在完成正当编务工作后兴致勃勃地投入诗歌创作时，旭宇又被调到锡林格勒盟即西乌珠穆沁旗的5师师部所在地的记者站当站长，站内总共有3人。他们的任务是向《军垦战友报》提供反映北疆战士战斗生活的稿件。

旭宇到锡盟时值隆冬，北疆奇寒。记者站屋内火炉的炉口，燃烧着熊熊烈火，但墙上、玻璃上都结着厚厚的一层冰花。门外，白皑皑的一片冰雪世界，真是“漫天皆白”！刮起“白毛风”来，天地间全被白濛濛、雾茫茫的粉状雪霰笼罩着，是人无法睁眼。他们出门，必须戴上“五皮”：即“皮手套”、“皮帽子”、“皮大衣”、“皮皮鞋”、“皮口罩”。他们对刚来的新战士常开玩笑说：“出门要随手带一个小棍儿，当小便刚一尿出便冻成冰棍时好敲。”这样的冰峰雪盖的日子，一直要持续到第二年的5月间，可6、7、8月的春夏一过，一到9月，天空便又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
　　锡盟草原最美的黄金季节是6、7、8月，这是天气晴朗，天空一碧如洗，蓝得叫人心醉！白云隶云，想在蓝天上奔跑的羊群；地上一人高草的原野上，到处盛开着眼里迷人的野花，雪白的羊群在草深处放牧，根本看不到。真像《敕勒川》里歌吟的那样：“风吹草低见牛羊”。然而，好景不长，转瞬即逝。
　　1972年秋，报刊开始发表新诗，如《解放军报》便发表了署名李军的新诗，还由陆棨的《重返杨柳林》等。旭宇在记者站整理了旧作《军垦战士爱边疆》等6首诗，经主编签发后，在《兵团战友报》整整占了一版。引起了极其热烈的反响。军垦战士争相传抄、传诵，部队首长也打电话来，表达了肯定乃至赞扬的意见。
　　此后，郑桂窗（后改名火华）也捺不住内心激动与诗情，和旭宇一起投入到诗的创作中来，县一发而不可收。1972年春节，他俩也没有回家，而是在一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得热烈研讨诗艺、激发诗情、追寻诗美！他们精选了七八十首的医制作，如《军垦战士见到毛主席》、《红日照茅屋》、《小红梅》和《雨夜激战》等等，恭楷誊正后，再把在《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内蒙日报》上发表过的诗作汇总起来，定名为《军垦新曲》。于是他们鼓起勇气冒昧的将这部诗稿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2年10月左右，人民文学出版社来信了，邀旭宇和火华去北京一趟。接见他们的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他们仰慕已久的著名诗人即长诗《王贵与李香香》的作者李季。李季60出头，微微发胖的身躯和舒缓的动作，给人一种沉稳持重和儒雅和蔼的长者之风。他充分肯定了《军垦新曲》，说写得很好。有思想、有生活、有激情、有诗味。但是，出版史中间要参杂几首别的地区如新疆、黑龙江、兰州等生产建设部队军垦战友的诗，以照顾到整体军垦生活，当然还是以你们两个为主。
　　《军垦新曲》于1973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印教20万册，封面署名是：旭宇、火花等著。这本世纪受到各地区军垦战士和全国各地区人民群众激起热烈的欢迎和赞誉，信件像雪花一样的飞来。北京大学中文系还专门开了《军垦新曲》的诗歌研讨会，内蒙作协副主席、诗人贾漫，在内蒙古大学任教的诗人布伦贝赫等都写了颇有分量的诗评，并深入探讨了军垦题材新民歌的独特艺术特征。
　　旭宇成了遐迩闻名的诗人，就连他的“书法”也声名鹊起。1973年，内蒙古举行首届书法展览，他的书法作品：毛主席诗词《清平乐·六盘山》，劲峭秀逸，妍美流便，是内蒙古建设兵团唯一参展的作品。且受到举办单位及书法行家的赞许。这是旭宇卓异的书法才能，首次在省级正式书展上崭露头角。

六

　　1975年底，解放军首次裁军36万，所有新疆以外的建设兵团军与解散，或转属地方建制。旭宇于1976年3月6日转业到河北革命文艺组即现在的河北文联，成为一名正式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旭宇优越的政治条件和突出的工作表现――当然已有令人瞩目的创作成果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考虑，被分配在办公室，担任党委秘书和人事、行政方面的工作，这在当时无疑表现出文艺组党委对旭宇的信任和重用。

　　文艺组组长是老诗人田间。旭宇对田间是久仰大名、歆慕不已的。田间原名童天鉴，安徽无为县人，“左联”后期成员。他的著名作品《给战斗者》，以高昂的音调歌唱了人民抗击日寇的必胜信心。著名学者、诗人闻一多称赞田间是“时代的鼓手”。因出于对田间的敬重，所以他心甘情愿得多做一些事务性的锁屑工作。田间对旭宇也十分信任看重，有事都愿意让他办，并同他推心置腹的商量。在文艺组，旭宇成了田间的半个秘书。有一次，田间语重心长的对旭宇说：“你的诗写得很好，我是清楚的。现在拨乱返正，堆积成山的繁琐人事工作，就得人品好，而且有才干的中青年来干。我心里有数，早晚会让你‘归队’的。”田间所说的“归队”，当然是指的让旭宇从事心爱的诗歌创作，归到诗人的队伍中来。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拨乱反正、平反昭雪工作谈何容易？据个例子来说，河北老作家谷峪，质朴的小说文风曾受到茅盾的肯定。可当时因右派问题尚未解决，还在枣强县当农民。一次次的内查外调，一回回的写材料报批，劲他一人就紧锣密鼓的忙活了半年多。而河北文联这样的任何事都快挤成疙瘩了，旭宇以满腔的热情为这些错划的同志写材料评反，他的忙碌和劳累便可想而知了，一个当时的同事对笔者说：最忙的时候，旭宇在起草一个文件的过程中，一天曾骑着自行车跑了7趟声威，开了4次会――最后的一次已至夜深。他一人顶着四人干的工作呀！然而，旭宇毫无怨尤。他总是不紧不慢，不温不火，井井有条，神仙气定的默默工作着。工作是美丽的，因为忙碌紧张的工作，对于旭宇来说，就像充满激情的诗一样地美！他像品位诗美一样享受着他的具有创造性工作的美丽。
　　旭宇多年的同事原创作协会副主席刘小放说："旭宇是一位轻松自在者。无论工作多忙，事情多杂，从未见过他忙忙碌碌的身影，总是一副马由缰、从容不迫的样子。是的，完成一切都在不经意间，这不经意就是不刻意追求，不死气白赖，不声嘶力竭，不头悬梁锥刺股，更不殚精竭虑，宵衣旰食。……实际上，他在背后流了多少汗水，费了多少心血，难以预测。但据我感官，，旭宇用了两个字：“巧，悟。“这确是传神之笔和不刊之论。
　　不久，旭宇调任《长城》编辑部诗歌散文组组长――这意味着田间确实让他“归队”了。在此期间，当时凸现在诗坛的朦胧诗，还被很多人不理解，不认可，不欣赏。一次诗歌讨论会上朦胧派诗人与其他各派诗人形成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旭宇自己虽然不写朦胧诗，却挺身而出，大胆为朦胧诗正名。他说：“朦胧诗的出现，是对过去我们艺术上偏颇的一个纠正。朦胧诗将于现实主义诗歌，与政治抒情诗、寓言诗等一齐争芳斗艳”。在他主持的《长城》的诗歌、散文版面中，包括朦胧诗在内的多种不同诗美之花，争奇斗艳，在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诗坛上朦胧诗人与其它使人的不谐和声音，促进了诗坛的团结与奋进的局面。
　　然而在当时的河北文联的民间文艺家协会里，却长期存在着两派虎视眈眈、剑拔弩张的矛盾尖锐气氛。不料，文联党组偏偏子这时，将在《长城》已经打开局面、干得得心应手的旭宇，调到民间文艺家协会去主持工作。那是1984年4月中旬，开了一个民艺研讨会，由民研会老主席李盘文，致开幕词，旭宇作了题为“开拓河北民间文学新局面”的讲话。在讲话中提出了“一年上台阶，二年大变样，三年在全国树立新形象”的目标，振奋人心，鼓舞士气。经过他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思想工作，民研会的同志们形成了一个奋力干事的群体。他们深入调研，决意白手起家，创办以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通俗文学为阅读、欣赏对象的《民间故事选刊》。此刊很快在全国产生了影响，成为了享誉河北文坛的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美誉的一份文化产业。在他担任河北省民研会（现为民间艺术家协会）副主席、主席，中国民艺家协会理事期间，还编著了《贾庆猝死之谜》一书。并兼任河北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主任，荣获国家编辑贡献奖。
　　旭宇在民研会干得正可谓是“烈火烹油，鲜花着棉”之际，出人意料的传来消息。省文联党组要让旭宇主持《诗神》。这是因为1987年河北省文联，接管了花山文艺出版社的《诗神》，谁也明白时下办诗刊的窘迫困境，无人愿接这“烫手的山芋”。但文联几位主席都不约而同的将信任而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旭宇。因为这时的旭宇，不但已在诗坛享有盛誉，相继又出版了诗集《醒来的歌声》、《春鼓》，获得著名诗人张志民高度评价，更重要的是，他到一处，便红火一处――很快把那里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旭宇毅然决然地重返诗坛。
　　旭宇在当《诗神》主编时，正如刘小放指出的那样：“抓大放小，民主办刊，上下一致，宽松和谐。旭宇除了制定编辑方略，终审签发，剩下的就是看书写字了。这期间，《诗神》推出了伊蕾、西川、大解、海子等一大批省内外青年诗人的力作，发行量也突破了三万份，成为当代中国诗坛主力诗刊之一。那也是《诗神》创刊以来的黄金时期。”这不仅证明了文联领导决策的准确和正确，同时也证明了旭宇开拓局面的能力和魄力。

　　七

　　使人们瞠目其后的，是旭宇更富实力、魄力和魅力的崭新开拓。1990年由河北书协等单位主办河北省第一位个人展——“旭宇书法艺术展”，在河北省博物院隆重举行。展览获得巨大成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均做了报道，称旭宇的书法艺术展是文人对书法的回归，是诗的抒情性和诗律的节奏性在书法艺术中的感性形式显现。1990年旭宇被选为中国散文诗学会副主席。1991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云·故土·篝火》，并获省文艺创新奖。1993年赴日本作书法学术交流，并由日本诚文堂出版书法长卷《白居易·长恨歌》书法集。同年，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宋词行书字帖》书法集。北方十三省市电视台合拍电视专题片《诗书合璧话旭宇》。1994年出席国庆钓鱼台大型书画名家笔会，作品为中南海收藏。1995年香港出版诗集《天风》，此后还出版诗集《白阳吟草》、《会飞的黄鼠狼》等。1996年当选为河北省文联副主席，1997年参加电视台香港回归中国艺术家香港之旅。
　　旭宇令人瞩目的书法实践和超逸绝伦的书法造诣，获得了河北书法家们一致的拥戴。1997年年底，旭宇以高票当选为河北省第三届书法家协会主席。旭宇是一个注重实际，干实事的人。换届会上他曾明确表态，本届书协的目标是进入全国书法大省行列，突破口是承办全国性书法大展。上任伊始，他便踔历风发地踢出了漂亮的前三脚。1998年《第四届全国书法新人新作展》在石家庄开幕，观众熙熙攘攘的竟达一万多人。河北入选91件作品，排名全国第二。首战告捷，书届群情振奋。1999年，河北又连续承办了《第七届全国书法篆刻展》、《第五届全国书学理论研讨会》，取得了前者入选作品名列全国第二，后者入选8篇论文，4篇获奖的优异成绩。随后的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第四届全国楹联书法展》、《第三届全国正书展》中，一次名列全国第三，两次名列第一，河北已名副其实地从全国中下游省份跨入了书法大省的行列。
　　书法大省不等于书法强省，没有一批学养丰瞻、造诣高深、风华才茂、引领新潮的优秀书法家，书法强省就会流于空谈。旭宇对于这一点心领神会。他认准“强”字，要积蓄力量，做扎实的基础文章：创办《书法家》杂志，倡导好的研习氛围与书法文化环境；出版《河北书法家二十人系列精品集》，将河北书法名家推向全国；重奖在全国大赛中获大奖的作者，培养书法家敢于捧金夺银的勇气和信心；检阅水平，展示实力，在中国美术馆举办《河北中青年书法家晋京精品展》。中国书协主席沈鹏先生看后兴奋地说：“这次展览整体水平之高出人意料，对整个书坛具有冲击力”，在京书坛评论家和中国书协领导，一致认为这次展览是“国家级水平的省级展览”。旭宇运筹帷幄，几出“重头戏”，一环扣一环，把全省书法家的“心潮”推向了“逐浪高”的兴会飙举的境界。

2000年年底，参加第四届全国书代会，被推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团分工，担任中国书协硬笔委员会主任、中国书协艺术开发委员会主任，担任中国书协首届兰亭展评审委员。2001年及次年，被河北新闻媒体两次联合评选为“河北十大文化人物”。再次当选河北省文联副主席。2002年，河北省作家协会举办著名艺术家系列展《旭宇书法展》，张飚、张旭光等同志及河北省领导出席，召开了诗人、书家联合的旭宇艺术研讨会。创作出版书法长卷古人诗手礼。 
　　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世界华人诗歌选粹《旭宇短诗选》（中英文对照本）。参加中国文联、中央电视台2003年春节文艺晚会，并进行现场创作。参加中国书协、中央电视台全国首届书法大赛，任评委。2003年，再次当选河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当代书法家精品集《旭宇卷》。唐山市玉田县政府为旭宇筹建“旭字艺术馆”，旭宇向家乡捐赠一百件书法精品。《中国书法》杂志刊登旭宇专题。2005年当选第五届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近年，担任书协领导以来，其书法创作进入一个崭新阶段。他的作品遍及中华各地及亚、美、欧一些国家。名胜刻石、题额，各种书法选集、报刊题署等等，均有其力作出现，倍受注目。凡遇公益事业，更是以精品作无私奉献。臧克家老先生挥墨称赞旭宇：“融诗入书，化书为诗。其诗，清新自然，独树一帜；其书，刚健流丽，自成一家。” 
　　俗语说，“逆境出雄才”。旭宇这个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多方面特别是诗歌和书法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雄才”，正是艰难困苦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逆境”之中磨砺出来的。

蔡子谔